2009年2月27日，吴式枢先生走完了他86年的生命历程，在睡梦中安详地离开了。没有留下遗言。
先生一生鲜有自我生命的写照。迄今为止，我们只能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科学的道路》书中，看到他的一段自述：“我已平淡而从容地度过了几十个春秋，诚如平凡的人过着平淡的生活。如果说我有过一些收获，那么耕耘着它们的就是，一个明确的人生目的，一份无论在顺境逆境中都能坦然面对现实、敬业且不忘根本的执着，和一直持之以恒的勤奋。”
这是他为了纪念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等科学力作100周年，与600余位中科院院士一起受邀撰写文章，也是不愿接受媒体访问的吴式枢先生，惟一一次向外界袒露自己执着追求科学事业的心路历程。
认识先生的人总是毫不吝啬地夸奖他：这个人的生命是和科学连在一起的。在自然界最为深邃的学科领域，虽然绝大多数人难以达到那遥不可及的巅峰，但他却始终坚持向前走。
也许因为如此，我们往往只能仰望到他的勤勉和成就，却难以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感受他胸膛里对物理、对祖国，那团永远无法熄灭的火。
吴式枢对物理学研究的才气好像是天生的。1947年，原本学习机械专业的他，远赴以物理学科闻名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生院求学，初次接触奇妙的微观物质世界，就很快表露出不同寻常的禀赋和领悟力。那些我们永远无法用肉眼看到，更无从了解其内在存在形式的原子，仿佛一个个迷人的太阳系，激起他探求的渴望。那时，原子壳模型刚刚问世，就被他创造性地用于处理μ介子吸收与光核反应，取得了被同行们称为“吴模型”的研究成果。
1951年，吴式枢顺利取得伊利诺伊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年仅27岁。当他以青年科学家的姿态登上理论物理研究的舞台，也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留在科研和生活条件都优越的美国，还是回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发展中国的理论物理事业。
他清楚地知道，此时他一心向往的新中国正受到西方国家全面的经济与科技文化封锁。对于从事前沿科研的人来说，没有本领域的前沿信息，缺乏科学文献，就等于失去了开展科学研究的基本条件。然而，身在他乡的暗夜，一个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常常把他从梦中唤醒：“我是中国人，应该把自己的才识奉献给祖国。”他正视现实，无所畏惧，义无返顾地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告别了远在台湾的父母和两个年幼的弟弟，孑然一身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
回国不久，学术成就突出的吴式枢马上被教育部批准为大连工学院教授，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有为的教授之一。一年以后，他便与余瑞璜、朱光亚、苟清泉等一批优秀物理学家一起，投入到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开启了一段更为艰难的创业历程。
吴式枢就这样站到了吉林大学的讲台上。隔着多年岁月，再追溯那些艰辛的日子，许多细节都是琐碎的，惟留下一个时代里一群默默坚守的身影，在回忆里都化作了信念。
吴式枢的名气是讲出来的。当时物理系全系24名教师，能讲基础课的教授不过6个。为了学习苏联，教师们首先要突击学俄语，在建立实验室、编写讲义和教材的同时，承担着500多名学生的教学任务，困难可想而知。在系里教师不足、任务重的情况下，吴式枢经常同时讲授两、三门课，他不仅对基本概念和规律分析深刻，理论推导也十分严密。更令师生们叹服的，还是这个年纪轻轻的教授上课从不带讲稿，再繁杂的公式推导都能当场一步不落地写出来，足见他的功底有多么深厚。
在物理系的历史上，第一个讲授量子力学课的人也无疑是吴式枢。这门阐释微观世界运动规律的课程，由于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的新理论，抽象且有许多全新的概念和规律，一直无人敢讲，当时许多院校也开不出来。然而谁能想到，就是这门内容上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一直被视为“天底下最难讲的课”，竟被吴式枢拿来就讲，并以其对新物理学的深刻领悟，给学生讲得深入浅出、一清二楚。此后，物理系又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但凡再开理论课，首讲必请吴式枢来上，而这样的物理理论课往往在全国高校也具有开先河的意义。
吴式枢不仅讲课精彩，对学生要求之严格也是出了名的。他告诉学生，学习物理得动脑筋，不能光顾跟别人走，从别人树上结果子。当有学生请教一个具体问题时，他不是马上给出答案，而是详列一串书名、作者甚至包括出版时间，让学生自己去图书馆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丝不苟、从严从难”，他就是想通过一种身体力行，教给学生学习物理的精髓和要义，而这些珍贵的教诲也一如他所希望的，直至多年后还深深烙印在学生们心里。
不过，吴式枢的“过分”严格，的确让人又爱又怕。建系初期，所有的课程考试都分为笔试和口试两部分，从他的考场出来的学生常有很多人不及格。他的考试笔试部分不限时，条件看似宽容，可是许多人从早晨六点半入场到答毕离开，一坐就是一整天，三餐都要人送进去。口试时的气氛就更紧张了，抽到题签只有半小时准备时间，学生就要在他和4名助教的“众目睽睽”之下，讲清楚解题思路，把公式推导过程全部展现在黑板上，成绩当场亮分。即使自我感觉良好的学生，走进他的考场，腿都是颤颤的，得到分数不敢马上看。竟有一个艰难度过笔试的学生，在得知自己最后顺利通过时，激动得请大家看了场电影，一时被传为趣谈。
“做人和做学问一样，要‘求真’，无论何时，我只是本一颗师者良心。”一贯能吃苦却不诉苦的吴式枢，即使在多年以后，每每被好奇的后辈晚生问及何出此言，他总是伸出瘦瘦的手摆一摆，温和地笑着，什么也不说。然而，不曾被重提的往事，从没被历史烟云淹没。
在那个人人自危、如履薄冰的年代，吴式枢的举动曾屡次令全系上下感到震动。那是1957年，他刚刚从余瑞璜手中接过系主任的重担，挑起物理系的大梁，反右派运动也随之开始了。老主任余瑞璜蒙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仅被降级、免职，家属宿舍也从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迁到“十八家”公寓的一套住房。关键时刻，吴式枢挺身而出，亲自找到校长匡亚明，希望能公正对待、全面评价这位赤诚爱国、为物理系创建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教授。
“大跃进”以后，学校正常教学活动受阻，吴式枢想尽最大努力为学生们多争取一些时间学习。他特意向学校教务处打了一份请示报告，语气不容置疑：按学校钢厂劳动轮流表的安排，这学期物理系各年级劳动13周，只能上7周课，比例大大超过上级指示的“生产劳动与教学之比最大限度为4∶7”，这对系里来讲是有困难的……我系希望最低限度本学期能上课10周，以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吴式枢后来又在一次讨论“学生生产劳动期间的政治学习”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学习应占用半天劳动时间，以便挤出多一点时间给学生复习功课，否则把课程都忘光了。”大家知道，这就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吴式枢。他说过的每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一定说到做到，做不到的事，从来不说，从不随声附和。
“文革”爆发以后，吴式枢的人生轨迹又一次和这个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曾经远渡重洋回国的动机受到质疑，不仅遭到隔离审查，还被关在“牛棚”里。然而，始终坚信爱国无罪的他，在专案组面前不肯说一句假话。在长达3年隔离封闭的日子里，手边没有任何资料和文献，他就用脑子思考物理问题，靠积攒的记忆和缜密的思维反复推导公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在头脑中孕育形成了“如何用格林函数方法研究核多体问题”的雏形，并于日后写成两篇重要论文，发表在刚刚恢复出版的《中国科学》杂志上。
“只有美好的理想，至多只是空想，重要的是如何使之实现。”这句心得是吴式枢担任系主任28年来常与学生分享的箴言，也是他在学术上不断创新、进取的源泉。
1980年，57岁的吴式枢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多项殊荣。可是在他看来，能够将理论物理向纵深开掘、向新领域推进，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获取荣誉本身。
吴式枢认为，理论物理对形成先进生产力是大有可为的。1971年，刚从“牛棚”放出来的他，就带领青年教师到大庆油田下厂调研，在得知油田开发遇到了急需解决“水淹油层”的判断问题，使用传统的电阻率测井方法已无能为力时，当即找到技术人员了解原因，反复查找症结所在。尽管不熟悉油田开发的流程规律，吴式枢还是在最短时间内对问题进行了提炼归纳，回校后就带领一个课题组，发挥理论物理专业的特长和优势，提出通过高频电磁波传播的相位差，测量地层的介电常数来判断水淹油层的方案，在实验核物理教师的密切配合下，为大庆油田研制“相位介电测井仪”提供了物理学依据和设计基础。
功绩是值得载入史册的。这种“相位介电测井仪”是大庆油田历史上第一次不用仿照他人，自主研发得来的测井仪器，当它第一次下井几千米的时候，就成功得到了测井曲线。这也让我国成为继前苏联之后，第二个能在石油测井中自主利用地层介电常数的国家。物理系也随之在吴式枢的积极倡导下，在理论物理专业中开辟出一个新的应用基础研究方向——电法和声法石油测井理论与方法研究，并建立了电法和声法测井科研组，培养出一批研究石油测井理论方法的高水平人才。
在理论物理领域破冰数十年，追求未知世界的热情始终在吴式枢心中奔腾不息。及至上世纪80年代，他又提出了一种获得格林函数积分核的严格封闭表达式的方法，推导出相对论无规位相近似的完整表达式。90年代之后，他再次把研究课题转向相对论多体理论和强子动力学方面，不断向科学前沿推进。这些成就的取得，不仅意味着他在原子核多体理论与格林函数方法方面的建树愈加丰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处理方法，更奠定了他在理论物理领域当之无愧的大师地位。
午后阳光斜照进理化楼那间先生用过的办公室。桌上一摞原版英文书《有限系统的量子理论》、《核结构理论》还夹着便笺，留有他随读随写的思考和引证。一旁摊开的草稿纸上是某次没推导完的公式，长串的数字和物理学符号在一种力的牵引下，微微向右倾斜，仿佛写下的人刚刚起身，还未来得及把它们复位。
几次入院以后，已进耄耋之年的先生，身体和精力都大不如从前，更多时他只能留在家里做课题研究。敬重他的学生们依然每天为他清扫着这间办公室，盼他能再回来。
在吉林大学工作58年，先生为我们留下的影像是那样深厚凝重：
——他一生执着于严格要求自己，这也是对后辈学子最有力的言传身教。一直以来，他每天伏案工作到下半夜；即便到70多岁以后，他还是天天必看文献，直到晚上9、10点钟。一次刚刚动过大手术，学校送他去南方疗养，他却背着家人带走好多文献。
——他把求真、求实视为搞研究不可或缺的品格。在浮躁风弥漫的今天，他告诉学生，做学问要能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清苦和寂寞，出成果不要求多、求快，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吹嘘自己是“国际领先”。
——直到去世前，他还在坚持带博士研究生，帮他们研究课题方向，逐字逐句去看每篇论文。大家都劝他多休息。对这些，先生总是沉默，和善的笑容里伴着一丝倔强。
——作为一个时代中国理论物理的领衔者，他把全力扶持年轻人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担当。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近代物理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院，先生的身影常常出现在那里，与科研人员座谈、讨论，为他们讲课，他的周围总是聚集着一批批中青年学者。许多人都说，虽然我们不是先生直接教过的学生，却从先生那里学到了太多太多。
“在一个缺少大师和价值多元的时代，他就像一个精神符号，指引着我们学习。”一个在网上了解他事迹的文科生如此评价。人们的敬意，发自对老一辈学者终生不懈的勤勉与坚守，更表达着对他永远砥砺前行、实现自我超越的景仰与钦佩。
历经或雀跃或沉默的岁月，先生的心境已经归于淡泊，只有心中那份对物理学永远深沉的亲近，从未改变。他曾说过：“发展物理学的根本在于我们国家能产生多少科学创新，而不在于是不是得到诺贝尔奖……一切应用学科都与基础理论有关，基础理论将永远走在应用学科的前头。国家要重视物理学科建设，不要等到理论物理研究长期后继乏人，其他学科也很难发展的时候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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