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在过去的两年里，金融危机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发展。尽管各国纷纷出台“救市”措施，推出经济刺激计划，金融危机还是很快波及到了实体经济。目前从全球范围来看，仍然很少见到经济全面复苏的迹象。
尽管在本次危机中，中国的金融体系受到的冲击比较有限，但中国的实体经济受到的影响仍然很大。中国的高等教育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的增速预计将显著下降。
第二，非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的增长停滞。其表现为：一、学费收入难以增长。中国高校的学费标准近年来维持不变，而招生规模已经进入缓慢发展的阶段。受金融危机影响，一些学生的家庭经济压力增大，因此高校的学费总收入不能（也不宜）进一步增长。二、社会捐赠和社会力量办学投入少。以北京大学为例，在非财政性经费收入方面，今年北大的社会捐赠收入比前两年可能减少，有几家已经与北京大学签订捐赠协议的单位，也因为金融危机而申请了延期兑现。同时，金融危机对大学的基金储备也有较大影响。由于中国股市不振，高校基金运作难以获得高收益，有的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第三，中国政府为救市投入的4万亿元，并没有使高等教育获得益处。因为一方面，救市投入用于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方面的金额仅占4％左右；另一方面，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也主要用于西部基础教育，用于高等教育的经费基本没有。
第四，金融危机对高校毕业生就业产生了不利影响。金融危机使外资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经营出现困难，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明显减少。今年中国政府公布的初次就业率下降为68％。2009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已经达到611万人，68％的就业率意味着有多达200万的毕业生在毕业时没有就业。
金融危机影响小绝非抗拒风险能力强
应该说，尽管此次金融危机影响广泛，波及全球，但它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由于经济发展和国家财政收入相对稳定，中国高等学校整体来讲并未受到特别严重的冲击。但是，必须清楚一点：我们受到危机的影响较小，绝不是由于我们抗拒风险或驾驭风险的能力更强。正如我国的金融体系一样，可能仅仅是因为其发育程度和开放度相对较低。如中国古训所教导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作为高等教育的管理者，我们更应该居安思危，以危机为警示，甚至以危机为师，深入思考我们的高等教育的使命、面临的问题和应对的策略。
在对危机的应对方面，一些遭受了严重冲击的同行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如美国的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它们的基金投资收益已成为学校事业性和资本性经费支出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在金融危机中，两校的基金大幅缩水，学校面临财政困难。针对这些困难，它们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应对措施，如停止一些基建项目、削减人员性经费支出、强化集中采购等。
更可贵的是，它们对危机的应对体现了优秀高等教育机构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例如，尽管面临财政困难，哈佛大学的学生资助资金依然没有削减，对最能体现大学不可替代的职能和历史使命的教学活动和研究项目的资助不减。这种面对危机的态度、思路和举措无疑都值得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学习和借鉴。
中国高校还应继续打造核心竞争力
作为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中国研究型大学的代表，北京大学也对金融危机，或者进一步说，经济周期对大学的影响及应对策略也进行了思考。
第一，本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大学应该有长期规划和发展战略。大学的长期规划和发展策略应以大学的历史使命、文化观念以及基本价值观念为引领。大学的使命首先是贡献于人类知识并为人类的求知服务，即科研生产和以知识及知识的探寻为中心的教学；其次是探寻和坚守人类的普世价值，如中国的古典《大学》所训示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无论何时，特别在困难和危机之时，大学更应牢记使命、坚守价值，毫不动摇。
第二，大学在制定长期规划和发展策略的过程中，应该考察经济社会的变迁，包括经济周期及其发展演化的一般规律，应该有以此为基础的风险规避、处理的原则和策略，使大学能够在平稳发展时期未雨绸缪，切实做好资源储备并建立信息预警机制，这些思想和举措都应该体现在长期规划和发展策略当中。
第三，以上提及的这种长期规划和发展策略的制定必然要求大学在体制上保持一定的灵活性。首先大学应该围绕和遵循核心使命的要求，为大学纷繁的事务确定不同的优先级，并对此达成共识，保证在特殊情况下做到有所必为的同时，一些项目能够可上可下，没有所谓的“刚性约束”。次者，如比较灵活的用人机制和薪酬机制也是应有之义。
第四，我国的大学应该认识到，尽管在市场中有时常出现的风险和损失令人侧目，但大学不应因此却步。大学在市场中可以（或者也应该）有所不为，但不能畏惧市场风险，大学的勇气和智慧应该涵盖市场弄潮的勇气和智慧。中国的大学在市场经济（尽管是一个不够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当中进行资源动员的历史并不长，但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中国的大学应该继续坚持走多渠道筹资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进行基金运营的道路，并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规避和驾驭市场风险。这也应该是对大学“开放性”的现代性要求。
第五，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大学也不应缺乏合作意识和伙伴意识。应对全球性的危机，应该有全球性的合作来集体应对。中国的大学在危机之时也应该加强国际合作、承担国际责任，与国际伙伴和同行共渡时艰，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最后，大学的管理者应该清楚认识到意志和信心的重要性，在危机时期坚定信念，在自己的管理范围和相关学术社区引领并帮助树立信心非常重要。大学作为公众瞩目的机构，也要向社会大众及时传递其信念和信心，在全社会同舟共济的过程中，举起明亮的火把，并充当一个合格的桨手。
综上所述，面对金融危机，当代中国的研究型大学的核心任务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还是继续深化改革，提高科研和教学质量，打造并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作为一所公立的研究型大学，我认为，我们当前的使命和任务已经足够清楚。愿我们能够并肩携手，共同完成这些任务和使命，一起为开创中国和世界高等教育的美好未来作出贡献。
（作者系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本文根据作者在北京论坛的发言整理）
《科学时报》 (2009-11-10 B4 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