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纬禄
得知钱学森同志去世的消息，我非常震惊和悲痛，觉得难以接受。这是我们国家的损失，更是我们航天系统的重大损失！
钱老是科学报国的爱国志士，当时他在美国的地位和待遇非常优厚，美国人称他到哪里都可以抵得上五个师的力量，千方百计阻挠他回国，还把他软禁了很长时间，但他毫不畏惧，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回国。我第一次见到钱学森同志是1956年春天，当时我作为通信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的代表到中南海听一个重要报告，报告场上汇集了三军的高级将领和各大科研机构的顶尖技术人员。通过报告主持人陈赓大将的介绍，我才知道主讲人就是几个月前刚从大洋彼岸辗转回国的、鼎鼎大名的钱学森。他讲了导弹概况，并建议中国要尽快着手研制导弹和原子弹，他运用渊博的学识将报告讲得深入浅出，他的建议触动了在场的高级将领，但也有很多人有疑虑我们能不能行。钱学森坚定地说，我们中国人不笨，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也能搞出来。在场的人都为他的话热烈鼓掌。
钱学森同志的报告让我很振奋也很欣喜，使我更坚定了要在国家这项重要事业中尽己所能的信念。1957年11月16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成立，我所在的研究所被整体划归二分院，我也如愿以偿踏上导弹研制的道路，负责导弹的控制系统研究工作，和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的钱学森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触。记得在东风二号研制过程中出现了弹性震动问题，影响了飞行试验的成功，我们开展了专题攻关。那时，钱学森同志非常关心这个攻关，每周都亲自到我们研究所来听取情况汇报，并运用他的知识和经验，对解决这个问题给出了很多具体的指导。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作风也大大鼓舞了我们。四个月后，技术问题顺利解决，东风二号研制取得圆满成功。
钱学森同志是一位科学大家，是领导，但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很注重技术民主。有一次，我们搞控制系统的研究所和总体部在技术问题上有了很大分歧，大家各持己见，谁都不肯让步。钱学森同志平时很忙，就在周六的晚上把我和总体部的负责人叫到他家里去。听取了双方的情况介绍之后，他才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作出判断，再讲明谁是谁非，确定最后的方案，大家也都心服口服。
钱学森同志是技术权威，但他在工作中是非常相信和尊重群众意见的。在一次飞行试验中，导弹打得不够远，总体部的一个同志提出推进剂应该减少一些才能打得远，这个意见遭到普遍反对。按照一般的逻辑，推进剂是导弹的动力，减少剂量只能打得更近而不是更远。但这个意见反映到钱学森那里，他并未凭经验判定结果，而是亲自去进行计算，最后得出了减少推进剂，弹体重量减少、弹能够打得更远的结论，他肯定并采纳了那位同志的意见，最终使试验获得了成功。
钱学森同志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他主持编制了导弹发展规划，提出八年打四弹（四种型号）的目标。规划制定得科学合理，虽然规划的实施在“文革”中受到一定影响，但最终如期完成目标，这也证明了钱学森同志对导弹研制科学规律的深入把握。当钱学森同志看到美国关于计算机方面的信息时，他断言计算机技术将来可用于中国导弹工程的设计。当时计算机技术在中国还是零，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预言是天方夜谭。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计算机辅助设计已经成为工程研制最普通的手段。
钱学森同志深沉的爱国情怀、对待科学严谨求实的态度、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深深影响了我们，也是新一代航天人要继承和不断发扬的。
斯人已逝，音容宛在。透过电视荧屏，钱学森同志那鲜活的影像闪耀在眼前，感觉他并未离开，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
《科学时报》 (2009-11-4 A3 纪念钱学森先生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