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百年人生（上）
和煦的阳光给初冬乍临的寒潮带来了一丝暖意，却留不住他的离去。
10月31日上午8点06分，他，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平静地走了。
1个月前，记者踏访他家时，气色不错的他还戴着眼镜，在床榻上阅读报纸，音容笑貌，言犹在耳；两个月前，他还向前来看望的总理，微笑着双手合十说：“我要活到100岁”……
今天是个平静的周末，这位年近期颐之年的老人，还没来得及在12月11日过98岁生日，却已驾鹤西去。
钱学森，作为我国杰出科学家、航天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中国承载着太多的意义——“人民科学家”“科技界的一面旗帜”……在近一个世纪的漫漫人生路上，他究竟留下了怎样的科学财富和精神遗产？
求学岁月
上个世纪2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位于北京城宣武区，南邻的陶然亭则是一片荒野。当时的校长、著名进步教育家林励儒（注：曾任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着力进行学制改革，制定一套以启发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案。
学校课余活动也丰富多彩，学生们爱玩的游戏是用纸叠成飞镖，每次比赛飞得最远的镖，都是一个意气风发、淘气好动的少年叠出来的。
他，就是钱学森。不知道这是不是与他毕生从事的航空航天事业有某种预示。
在校长的领导下，附中的教与学弥漫着民主、开拓、创造的良好风气，成为得天独厚的一片沃圃佳苑。学校组织各种课外小组，并开设多门选修课，如非欧几里得几何、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工业化学以及中国的诗词、音乐、伦理学。有些课程用英文授课，到高中二年级就已开设第二外语，钱学森当时除学英语外，还选修了德语……他多次回忆说，在这里度过了“一辈子忘不了的6年”。
1929年中学毕业后，钱学森为复兴祖国，决心学工科，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
“1·28”淞沪抗战爆发后，十九路军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日寇的空军优势。这使得钱学森急切地要为国家民族的强盛出力，他的求学志趣从造火车头愤而转向设计制造飞机。
1934年，从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的钱学森尚未派定工作，就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专业是飞机设计。之后他到杭州笕桥飞机厂实习，又到南京、南昌空军飞机修理厂见习。
1935年，钱学森远渡重洋，来到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飞机设计与制造。
1936年10月，钱学森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开始了与先是尊敬老师后是亲密合作者冯·卡门教授的情谊。
第一次见面时，钱学森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教授的所有提问，他的敏捷思维和智慧，顿时给冯·卡门以深刻的印象。同年，钱学森参加马林纳领导的火箭研究小组，在冯·卡门指导下，与马林纳等一起研究火箭发动机的热力学问题、探空火箭问题和远程火箭问题等，并参与了美国早期用可储存液体推进剂的几种试验性火箭。
冯·卡门每周主持一次研究讨论会和一次学术研讨会，给钱学森提供了锻炼创造性思维的良好机会。钱学森后来称在这里的学习使他“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问题，让人大开眼界。
“在讨论班里，不仅仅是获得知识，简直是享受。”钱学森多次回忆说。
钱学森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老师鼓励他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钱学森经常到物理系去听课，了解物理学的前沿，如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当时连原子弹都提到了；他还到生物系去听摩根讲遗传学；听化学系系主任L·鲍林（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讲结构化学。这些大师对航空系的学生去听课，毫不排斥，后来还成为好朋友。
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感受到了这所著名大学的民主学风和创新氛围，他说：“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想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面。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地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
钱学森很快显示出“比别人高出一大截”的能力。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即1937年秋，钱学森就和其他同学组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他担当起了理论设计师的角色。而火箭在当时还属于幻想中的东西，大家把小组称为“自杀俱乐部”，因为火箭和火箭燃料的研究，实在充满了危险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正是钱学森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
钱学森转学加州理工学院3年后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钱学森开展了高速飞机的气动力学、固体力学、火箭和导弹的研究，参与了大量工程实践，并和同事一道为美国设计、研制出可以用于作战的第一代导弹，为世界航空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钱学森声名鹊起，成为和冯·卡门齐名的著名科学家。美国军队邀请他讲授火箭和喷气技术，美国空军以他的《喷气推进》为内部教材。1945年，钱学森已经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工程控制论》诞生于软禁中
1954年，一本名为《工程控制论》的学术著作引起了控制领域的轰动。这本书甫一问世，就赢得了国际声誉，吸引了大批数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从事控制论的研究，并形成了控制科学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研究高潮。
书的作者就是钱学森。
竟是在美国遭受软禁期间，他5年磨一剑，开辟了研究的全新领域，并获得了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的成功。
多年后，回忆《工程控制论》的写作与付梓，钱学森说：“研究工程控制论只是为了转移美国特务们的注意力，争取获准回归祖国。当时并没有想到建立一门新学科。”
“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虽然有了电子仪器，但还存在可靠性问题，因此飞机控制仍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纯机械方式。火箭技术的发展对控制系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钱学森早年的学生郑哲敏院士说。
后来德国成为世界上航空与火箭研究的翘首。1945年二战结束前夕，钱学森随冯·卡门率领的科学考察团赴德国考察情况，第一次见识了真实的火箭。考察团一行带着数吨研究材料，回到了火箭研究还相对落后的美国。大家召开研讨会出版文集，展望美国空军发展战略，其中就有专门章节谈到制导技术。
“在他的视野中，制导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郑哲敏回忆，二战后，钱学森对于迅速发展起来的控制与制导工程技术，作了深入的研究，并成为此类工作的先驱。
“如果说，钱学森的早期研究主要是针对阻碍当时航空、航天技术发展的一些关键力学问题，那么后来，他的视野更加广泛，前瞻性更强，着眼点已不限于个别问题，而是开辟新的学科前沿领域，以推动航空、航天技术整体与长远的发展。与此同时，他的学科领域也已不限于应用力学，而是他所倡导的更为广阔的技术科学领域。”
《工程控制论》的诞生，就是对郑哲敏这句评价的最好注脚。
钱学森从事的空气动力学、弹性力学、喷气和火箭推进器等航天领域科学研究，与美国军事国防密切相关，正如美国军事当局所说：“他随时都值3—5个师的兵力。”因此，在1950年，正当美国政府麦卡锡主义猖獗之时，钱学森被拘留两周，保释之后，又遭受美国政府长达5年之久的软禁，回国阻力重重。
就在1950年至1955年受特务监视时期，为了分散美国政府的注意力，钱学森决定从事远离军事和国防问题的科学研究。
作为世界级的导弹和火箭专家，钱学森很自然地把关注目光转移到一门新兴学科——控制论。
1948年，美国科学家维纳的《控制论》出版。《控制论》中晦涩的哲学思想难于被人理解。人们更难于透过《控制论》发现其与科学技术的联系。前苏联对于《控制论》更是采取了批判的立场，并将该书定性为“反动的伪科学”。
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书，却引起了钱学森的浓厚兴趣。凭着具备火箭技术的丰富经验，他敏锐地认识到维纳《控制论》的价值，迅速意识到其与火箭制导工程问题的相通性，立即运用控制论原理研究解决了一批喷气技术中的问题。
他很快发现，不仅在火箭技术领域，在整个工程技术的范围内，几乎到处都存在着被控制的系统或被操纵的系统；而且事实上，有关系统控制的技术已经有了多方面的发展。
摆在钱学森面前的任务是：要以更广阔的眼界，用更系统的方法来观察有关问题。也就是说，用一种统观全局的方法，来充分了解和发挥导航技术和控制技术等新技术的潜在力量，从而可以更有效地用新方法解决旧问题，并且可以解释前所未见新问题的前景。
1953年底，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大学开设了一门新课程《工程控制论》。当时对于像郑哲敏这样在这里读书的博士生来说，钱学森老师讲的是全新的领域。力学、电子、通讯等各类学科融会贯通，还有“正/负反馈”“用不完全可靠的元件组成高可靠性系统”等新鲜的概念让学生们耳目一新。
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笼罩之下，钱学森蛰伏五年，潜心撰写了一本著作《工程控制论》，并于1954年在美国正式出版。
就这样，在软禁期间，钱学森从导弹制导控制悄悄进入到控制范畴，从一个空气动力学家转变成一个控制论学家。而《工程控制论》的出版，则标志着钱学森已从力学跨界到系统学界。
于是，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工程控制论诞生了。
一位美国专栏作家这样评论《工程控制论》：“工程师偏重于实践，解决具体问题，不善于上升到理论高度；数学家则擅长理论分析，却不善于从一般到个别去解决实际问题。钱学森则集中两个优势于一身，高超地将两只轮子装到一辆战车上，碾出了工程控制论研究的一条新途径……”
1955年8月，回国前夕，钱学森带着全家来看望恩师冯·卡门，送上了自己的新作《工程控制论》。冯·卡门翻阅后欣慰地说道：“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
坎坷归国路
在美国生活期间，有人几次问钱学森是否存了保险金，每次得到的答复是：“一块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钱学森常说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非法入境。钱学森这时立即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准备一去不返。
然而，归途，竟是那么坎坷。
美国海军部次长听闻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后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当他一家将要出发时，钱学森被美国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留起来。
“拘禁的15天时间，钱学森的体重整整减轻15公斤！”钱学森夫人蒋英回忆。
在被迫害期间，面对检察官的指责，钱学森毅然作答：“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钱学森两星期后虽经同事保释出来，但继续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被滞留5年之久。
钱学森在美国受到迫害和诬陷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技界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也极为关注，新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钱学森。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封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写给陈叔通先生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写在一张香烟纸上的这封信为依据，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作为让步条件，中国政府释放了美国11名军事人员。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周总理在上世纪50年代曾意味深长地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有人评价说，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研制进程至少缩短了20年。
从一张白纸到“两弹一星”
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一场系统科学的工程实践——“两弹一星”正酝酿着……
回到祖国后，钱学森和钱伟长合作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不久，就投入到中国导弹研制的工作中。
1956年2月17日，一份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放在了周恩来总理的写字台上。在这个报告中，钱学森对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提出了长远的规划。这个意见随即被中央采纳。
不久，周恩来、聂荣臻筹备组建了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注：简称“五院”，是后来第七机械工业部的前身，1982年七机部改称航天工业部）。钱学森于1956年10月出任院长。
创建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钱学森清楚，它的难度不仅仅在技术层面，而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下——薄弱的工业基础设施，没有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专业技术人才匮乏，缺乏懂得现代国防尖端技术研究组织的管理人员等等。如何把成千上万人组织起来，并以较少的投入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出高质量可靠的型号产品来，这就需要有一套科学的组织管理方法与技术。在当时这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1957年，新中国100多名大学毕业生来到五院，参加了导弹专业教育训练班。刚刚从原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钱振业就是其中的一员。当时才20岁出头，大学是飞机专业，他和其他同学一样，对导弹研究一无所知。
不仅对年轻的学生，导弹研制对于全中国来说，还是一张白纸。整个五院唯一见过真导弹的就只有钱学森。钱学森给学员们开设《导弹概论》一课，从零开始教授相关知识。
而国际政治背景也带来了利好。1957年10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按照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和相关技术资料，并派出专家来华指导。
“到1958年，仿制路线走到一半，钱院长就和大家开始酝酿自行设计导弹并开始论证。”钱振业回忆说，到了1960年，经过对两个方案深入论证，计划在仿制基础上再提高，自行设计1200至1500公里的中近程导弹。
不久，中苏关系果然发生巨变，当中国导弹仿制工作到了关键时刻，苏联撤走专家。虽然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颗近程导弹发射成功，但那只是苏式导弹的仿制型号。
1962年3月21日，由五院自行设计的第一个中近程导弹经过两年试制，生产出样品。
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个被命名为“东风二号”的导弹却发射失败了。
“导弹飞离发射台后失稳，8秒失去控制，十几秒发动机着火，飞行了几十秒就坠毁爆炸了，在地上砸了20米深的大坑。”在场的钱振业对当时情景仍记忆犹新。
首飞失利，钱学森到基地调查事故原因。原因很快查到，一是没有充分考虑导弹弹体是弹性体，飞行中弹体会作弹性振动，与姿态控制系统发生耦合，导致导弹飞行失控；二是火箭发动机改进设计时提高了推力，但强度不够，导致飞行过程中局部破坏而起火。
“控制系统没问题，发动机系统都没问题，几个加在一块就出问题了。”时任五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的梁思礼院士说。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回忆，钱学森举了一个浅显的例子说明这个道理：有个朋友问他，夏天房里太热，把电冰箱门打开，房间里是不是能凉爽一些？钱学森回答，这是不可能的。打开电冰箱的门，在冰箱门附近可能有点凉意，但总的房间绝不会凉下来，因为一直不断地向房间输入电能，电能变成热能，这房间温度只能升高。
“这就是钱学森看待问题的方式，他认为必须从系统的角度来理解事物，从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来把握问题。”王永志说。
“以前设计人员是照猫画虎，没有消化吃透学习的技术知识，更没有掌握总体设计规律性的东西；而武器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强有机结合。”钱振业说，1962年5月，钱老在总结失败教训之后，提出了加强建设总体设计部，充分做好地面试验，把各个分系统关系协调好的观点。
“他开创了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与技术。当时，在研制体制上是研究、规划、设计、试制、生产和试验一体化；在组织管理上是总体设计部和两条指挥线的系统工程管理方式。”原航天部710所副所长于景元告诉记者。
成立总体设计部，就是组织专门部门对各个分系统的技术难题进行技术协调，统筹规划，总体设计。钱振业概括钱学森的技术指挥路线为：不求单项技术的先进性，只求总体设计的合理性。
1964年6月，重新修改设计后的东风二号导弹，全程试射获得成功。后来又连续发射两发全程，均成功。3发3中，对于刚刚跨进自行设计门槛的年轻队伍，总体设计部功不可没。
钱学森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
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被称为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
钱学森的百年人生（下）
11月1日，北京20年来最早一场大雪不期而至。伴着呼啸的北风，鹅毛般的雪花在空中肆意挥洒着苍穹的悲伤。
斯人已逝，天地动容。北京航天桥附近一幢普通红砖住宅楼聚集了络绎不绝的吊唁者。钱学森的灵堂就设在他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简陋家中。
“钱老的逝世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前来吊唁的至亲好友、生前同事都难掩悲恸。人流中，走来原航天部710所副所长于景元。
这位受到钱学森多年耳提面命教诲的系统科学家对记者说，人所共知的是，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归国，献身‘两弹一星’航天事业”，他心系祖国，忠于人民，以其坚定的政治信仰和信念、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品德、杰出的科技成就和贡献，无愧于“人民科学家”的称号。
但鲜为人知的是，“作为一名科学家，他不仅有学科领域的深度，还有跨学科跨领域的广度，同时有跨工程、跨技术、跨科学直至哲学的思想高度，是名副其实的科学领袖和科学泰斗”。
这样的“三维科学家”在科学大师稀缺的年代，更成为难以复制的孤本。
思想者，永远不会退休
上世纪80年代初，钱学森从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一刻也未停止对科学规律方法的探索、对人才培养等教育理念的反思。
1986年1月7日，航天桥附近原航空航天部710所一个40多平方米的小平房座无虚席。
“系统学讨论班”正式开始学术活动。钱学森将早年师从冯·卡门的学术讨论形式移植于此。
讨论班这样开展活动：主持人简单介绍之后，邀请主讲人做1到2个小时报告，大家提问讨论，各抒己见，平等争鸣，学术气氛非常民主。每周一次的讨论，钱学森都参加，最后还由他作小结。邀请的专家不仅涉及工程、气象、数学等自然科学，还包括哲学、心理、行为科学等诸多社会学科，多学科、上中下游交叉集成，跨度大，视野宽，话题广泛。叶笃正、吴文俊、许国志、马世俊等都作过报告。讨论班重在讨论，原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说，注重讨论是钱老一生倡导的重要学术思想方法。
讨论班最大的成果就是钱学森提出了综合集成方法。
1999年10月，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的大会上，钱学森说：“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这件事情。”
钱学森退休之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投入到系统科学理论的探索、研究和系统工程理论的推广和应用之中。
他没有把自己的思维仅仅囿于航天技术领域，而是用系统的眼光去研究社会、军事、信息、农业、人才、经济、环境、法治和哲学，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客观和主观，全部有机地囊括于他的研究视野。
在钱学森的积极倡导下，上世纪80年代在全国范围迅速掀起了学习、运用系统工程的高潮。他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现代科学技术诸多领域综合集成进行系统科学理论研究，并在实践上推广系统工程和总体设计部建设以加强国家层面的科学决策。
“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技术”，被钱学森称为“大成智慧工程”。他把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的集体也称为总体设计部，但其内涵与外延已比原航天工程总体设计部大大升华和发展了。
1991年，党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了钱学森的汇报，肯定了他提出设置国家级总体设计部的建议。
钱学森老骥伏枥，思维活跃。他一生订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等报纸，并坚持分类剪报归档，阅读之认真，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近几年，钱学森年迈卧床，他的床榻上架着一个小型的阅读桌，上面有个显示时间的电子表。这就是他每日工作学习的地方。
就在2009年9月13日，记者拜访钱老时，他正戴着眼镜在阅读当日的报纸。
“钱老90多岁高龄，仍关心时事，每天坚持阅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科技日报》等，精神好的时候能读一两个小时。”工作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钱学森退居二线，不忘国忧。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多次看望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他也多次坦诚建言，并直指当今高等教育科学精神的缺失：不注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科学与艺术难以结合。
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温家宝直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在钱学森看来，中国的学校，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人云亦云不是科学精神。”
钱学森读大学时，研究应用力学，也就是说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数学系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这些应用数学家。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各贴海报讲座，结果是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
“今天的大学，能做到这样吗？大家见面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怎样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年轻人与老师的观点不一样，就非常难办了，老师甚至不会让学生毕业。”
90多岁高龄的钱学森经常说：“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人生的三次激动
“我不敢当，不敢当”，微笑着双手合十，眼睛眯成一条缝——这就是钱学森标志性语言和动作。
他躬身报国，低调为人。钱老对于把“举世瞩目的成就”放在自己身上，特别不自在。他一向反对人家称他为“导弹之父”。
“我只是沧海一粟！”他多次强调，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实验，是几千名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立的创造。
对于荣誉，钱老看得很淡漠。他的学术助手涂元季回忆说，钱学森在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时，坦言自己并不激动。在他的人生当中有三次激动：第一次是1955年在告别恩师时，冯·卡门说“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第二次是1959年，钱学森“已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第三次是1991年，中央组织部把钱学森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并列为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
这三次激动，都让钱学森彻夜难眠。
一个十几平方米小房间，是钱学森休息、学习和生活的世界，房间外是客厅，装的全是各类书籍。
“从上个世纪50年代，钱学森就住在这里，单位几次劝钱老住进一人一栋的新房都没成功。钱老说，这是聂帅分给我的房子，我现在住到新的地方，心里好受吗？至此，大家也不再劝他了。”于景元指着眼前这个年代久远的红砖瓦房，无限感慨，又意味深长：“大科学家住小房子，小科学家住大房子。”
钱学森在工作一线时，曾对夫人蒋英说，等退休后要带她去各地游玩。但是，晚年的他根本没有离开过北京，“甚至没怎么离开过这个院子。”于景元说。
原因是，钱老怕到外地后，打扰人家，地方高规格接待，大吃大喝。甚至连人家请他作报告也不去。他曾说：“我对付这类事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哪儿也不去。”
钱学森一生恪守几个原则：不接受吃请，更不去用公款大吃大喝，他连参加各种会议，包括全国政协会议都坚持回家吃饭；不参加任何“应景”活动，如开幕式、揭幕式或剪彩仪式等，认为这是浪费时间；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他知道眼下的鉴定会中“名堂”太多；不为他人写序，不题词、不接受任何礼品；不写回忆录，不同意为他拍电影、电视剧；反对将他住过的房子列为故居，不同意为他塑像和立功德碑。
“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钱学森将个人一生所得的几笔较大收入，或作为党费上交组织；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等高额奖金时，连支票都没有看，就写了一份委托书，捐给了我国西部的治沙事业。
功名利禄 能辞就辞
在科技界浮躁之气还颇有市场、并常常为各种失范行为所困扰的今天，当科技人员对院士、官位趋之若鹜时，钱学森却对这一切唯恐避之不及，能辞则辞，一辞再辞：
——新中国成立以后，钱学森成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首任院长后，大量的行政事务使他无法专心管理技术问题，于是，他果断地向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写了辞职报告。从此，中央只让钱学森任副职，以便他能全力以赴处理我国重大科技问题；
——美国科学院和美国工程院拟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均被拒绝，理由很简单：“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钱学森到晚年行走困难，不便参加学术活动以后，便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写信，主动申请辞去学部委员的称号。1998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对院士制度进行改革，80岁以上高龄的院士改为“资深院士”，不再参加院士的日常活动。钱学森对这一举措十分赞成。
“钱学森70岁以后，就不断地写辞职报告，要求辞去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每一次都是组织上安排或代表硬选，他才被动接受。”涂元季在已发表的《钱学森书信》中初步统计了一下，钱老在几十年的书信中辞掉了顾问、总顾问、荣誉顾问、名誉技术顾问、高级顾问、名誉主席、名誉理事长、名誉会长、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荣誉委员、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名誉院长、名誉校长、名誉教授、科学大师、战略科学家、顶层科学家等等头衔达30多个。
众多名利，在钱学森面前，根本不能形成诱惑；甚至对于理应属于自己的也处之淡然。而对自己从事的科研和教学，他却是非分明，铢锱必较，严谨求实。
1964年，一位默默无闻，远在新疆建设兵团农学院的年轻人郝天护给钱学森写了一封信，这位年轻人竟然指出钱老新近发表的一篇力学论文中的一处错误，并提出了自己纠正的意见。信发出后，郝天护一直惴惴不安，不知这位世界力学权威会有什么想法。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不几天他收到了钱学森的亲笔回信，信中写道：“我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可见您是很能钻研的一位青年。科学文章中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不正确的东西而耽误事。所以我认为，您应该把您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投《力学学报》刊登，帮助大家。您认为怎样？”
在钱老的积极鼓励之下，郝天护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关于土动力学基本方程的一个问题”，由钱学森推荐，发表在1966年3月第9卷第1期《力学学报》上。钱老的鼓励给郝天护以极大的动力，他后来投身力学事业，成为东华大学教授。
钱学森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学风如此，人品亦如此。
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给他写信求教，他均一律认认真真回答，绝不慢待任何一个人。
“你能想象，像他这样的大科学家会工工整整地亲笔给一位工人和农民写回信吗？当然与他通信最多的是科技人员。你是科学家，或专家、教授给他写信，他若有不同意见，照旧直抒己见。”涂元季说，钱学森给近千名读者回信。
“一个人物可以过时，一位科学家的成就也会被后人超越，但科学精神是永恒的，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此。”涂元季说。
钱学森生前不爱接受媒体采访，不愿人们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为他立传。记者走笔至此，深感拂了钱老的心愿，但其百年人生留下的科学理念、人格魅力等精神遗产如若被铭记、继承并发扬光大，相信老人在天之灵将会感到些许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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