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于2009年9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192个会员国均派代表出席，其中包括9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两年前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通过了旨在明确2012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路线图”。两年来，国际社会在复杂的利益纷争和多变的政治格局中，为了人类的共同未来，表述出了强烈的保护全球气候的共同政治意愿。在2008年八国峰会正式认可2050年的排放比当前减少50%目标的基础上，2009年7月在意大利拉奎拉举办的8+5（西方八国集团加五个发展中大国）首脑会上，进一步承诺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在450ppm CO2和相对于工业革命前温度升高2摄氏度的上限目标。

 

然而，通向哥本哈根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缘于保护全球气候的需要，各缔约方不会正面挑战2摄氏度目标和450ppm CO2浓度水平，但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和实际可达性可能导致各国在文字表述上出现分歧。发达国家一方面表示要认同长远目标，但近期行动和中期目标上却不愿作出相应的承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一些发达国家领导人表达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并希望能对哥本哈根大会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不过，要使哥本哈根大会取得成功，关键是要“听其言、观其行”，发达国家应采取切实行动履行责任。

 

发达国家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具有历史责任，而且现实排放水平高。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该率先垂范减排温室气体。然而，减排需要投入，需要改变生活方式，发达国家不愿意大幅减排。尽管美国明确了中期和远期的减排目标，但相对于《京都议定书》要求，显然不够；各国能否就预期减排目标达成一致，美国的态度是关键。美国总统奥巴马这次在气候峰会上虽然提出在减排问题上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但对于美国2020年中期减排目标却毫无新意，让与会各方大失所望。

 

欧盟尽管在全球减排中处于领先地位，但现实排放仍数倍于发展中国家，没有起到在低碳排放、高生活品质方面率先垂范的作用。日本新首相相对于前任已有积极的进步，明确提出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1990年水平低25%。但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在自身的减排指标上却总是讨价还价，有意淡化历史责任，强调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也要作出减排承诺，但在给予发展中经济体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承诺上却态度消极。

 

根据目前工业化国家所提出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中期目标来看，距离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把全球温升控制在工业革命前2摄氏度以内的要求相距甚远，尽管实现这一承诺的成本远远小于原来的预计。根据各工业化国家所作出的减排承诺，到2020年工业化国家整体相对于1990年排放水平将减排5%到17%。距离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要求到2020年在1990年水平至少减排25%～40%的目标有相当大的差距。如果仅仅减排5%的话，意味着《京都议定书》的目标到2020年才能完成。即使是最乐观的17%减排目标，分析表明，减排成本也不超过所有附件1国家（即被列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1中的各工业化国家）GDP的0.01%～0.05%，而这些国家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GDP要增加42%。

 

胡锦涛主席在此次峰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中国敢于作出具体的承诺，既表明了中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政治意愿，也显示了信心，争取了主动。虽然中国在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方面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一方面给自己留有余地，另一方面也在给发达国家施加压力。

 

从目前的形势看，哥本哈根的前景确实令人担忧，各个集团利益的纷争依然非常激烈。要想在剩下的短短3个月时间内达成一个全面的、完整的协议非常困难。最大的不确定性依然是美国。今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以微弱多数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标志着美国迈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一步。然而，如果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美国参议院不能就《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进行讨论或通过，那么受困于美国国内的气候变化决策机制（国内政治），其他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所作出的中期减排目标承诺必将受到影响。选择有两种：一种是等待美国参议院的决定，但这种等待依然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国际社会可能等不得；另外一种可能，达成一个包括重大问题，如巴厘岛行动计划所规定的要素、内容丰富的原则协议，很多技术性问题和条款留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谈判解决。这种选择的结果是，各国的承诺目标必然有所保留。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哥本哈根会议达成的任何协议，其意义都会大打折扣。尽管各方博弈激烈，但在哥本哈根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各国不愿因迁就美国而挑战全球伦理与正义，遭受骂名，美国也会考虑被晾在一边的影响，可能不仅仅是参与与否的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科学时报》 (2009-10-23 A3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