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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学院校长张炳良回应温家宝：“教育家”们在哪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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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炳良
宋嵩/绘
温总理原音重现
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广大教师要自觉加强师德修养，坚持以德立身、自尊自律，以自己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思想道德风范教育和感染学生，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社会的尊重。
校长回应
香港教育学院校长张炳良：
教育家，要站得高看得远
张炳良教授，曾获英国伦敦大学伦敦经济及政治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对公务员制度、亚洲地区公共管理改革等有专门研究。出任香港教育学院校长后，尽管公务繁忙，但一直未放弃对高等教育的思考。
比知识的量更重要的是质
随着知识社会与全球化的来到，今天的大学作为一个组织，已变得更加复杂。现在，对于一个大学校长的要求是多方面的，他们既要保持对教育的热情，继续学术的追求，也要面对日益增强的公众对大学的问责，设法为大学增加资源以及努力改善大学的管理。
一所大学的领导人，首先必须作为一个教育家，为学生提供全部的学习经验，使得学生们培养起终身学习与自我提升的能力，以便适应一个经济与社会不断变化的时代。大学领导人应该创造一个有利环境让学者创造与传播知识、维护学术自由与大学的求真精神。
身处知识型社会的教育家和老师，不再是学生知识的主要来源。有了互联网，学生知道的有时比老师还多。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不是知识的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如何分辨、使用知识，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独立思考，应该是未来的老师要教给学生的。
教育家和老师应该是做人的典范。对学生影响较大的老师，通常不是因为他们在教学和研究方面有什么重要成就，而是他们做人的态度以及对学生的关心。我常对学生讲，也许你们的考试成绩和学术成就不一定是最高的，但你们应该很重视师范教育，因为将来所有的社会精英都将是你们教出来的。
不能关门办学，要有全球眼光
大学校长不能关门办学，而是要与社会上各个利益相关人互动，以提高外界对大学的认识程度。今天的教育家应该看得更远。在全球化的时代，大学领导人必须具备全球化与区域化的视野以便与世界上各大学交流，也应站稳本国的学术传统与历史文化，促进多元兼容，并培养师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欣赏。
为了保证大学校长拥有上述能力与领导大学的自主性，在香港，大学校长的遴选和任命由校董会负责，政府不介入。校董会由各界的领袖组成，他们来自商界，企业界，教育界，社会服务，校友及学校师生员工的代表。校董会审核大学校长候选人的资格，包括树立目标的能力、学术成就、行政经验、领导才能、全球视野，等等。大学校长的招聘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今天，香港的大学校长们都是各自领域内的杰出学者，其中有一半人来自海外的大学。
有位学者从亚洲的角度出发，认为亚洲高等院校国际化过程出现了三波，即三个阶段。
第一波，就是早期亚洲各地派出学生到西方国家留学。香港第一代学者都是从海外留学回来，这个阶段认同了欧美国家的教育理念，故此，亚洲第一波国际化即等于西化。第二波，除了亚洲学生到欧美留学外，欧美学府应亚洲市场的需要，陆续跟亚洲高等院校合办遥距（注：即“远程”）课程。第三波则是随着亚洲各地政府愈来愈开放，允许欧美学府到亚洲各地办学，如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及越南等都出现由欧美学府到当地建立分校的现象。
在这三波的基础上，我认为会出现第四波：随着亚洲高等院校质素（注：即“素质”）日渐提升，顶尖人才辈出，加上愈来愈多欧美学府到亚洲各地建立分校，亚洲已有条件去吸引欧美学生到当地留学，所以未来高等院校国际化的情况，将不再单以欧美为中心，亚洲亦会成为吸引海外留学生的地方。
亚洲的教育家，要为此做好准备。
（人民日报记者袁新文采访整理）
学生看法
全家8人做教师的在校师范生罗莎：
先从“培养优秀教师”开始吧
罗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大三学生，免费师范生。成绩优异，三年来，她连续获得专业一等奖学金，被评为“三好学生”，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教育家。
我家中有8位教师，他们在不同的学校，教授不同的课程，但都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业当中。是他们的乐观和奉献让我看到了，教师这个职业需要一颗真挚的心去热爱，也需要踏实肯干的态度去做好。
教师是社会的改良者，他们永远将最好的东西告诉给学生。一个好的老师可以影响许许多多的学生，而这些学生又将影响他们的家庭，推而广之就是影响了整个社会。我们的社会需要美的东西去填充，这就需要许许多多的优秀教师。而教育家也将在这些优秀教师中间产生。
所以，要问我们的教育家在哪里，首先要培育诞生教育家的土壤，要从培养众多的优秀教师做起，壮大优质师资的基数。除了丰富而成功的教育实践，教育家的诞生还需要理念的开拓与创新。
中国社会目前处于转型期，教育公平、教育均衡任重道远。再加上网络化、全球化，学生心理、教学手段、教学理念都面临着新的挑战。问题重重，机遇多多，为教育家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时代背景。所以，教育家的养成，必须继续解放思想，破除学校的衙门化、行政化，引导更多优秀教师，立足本土教育实际，放眼国际教育前沿，敢于自由发展、积极创造。
教育家的诞生，除个人努力和机遇外，还离不开整个社会尊师重教氛围的培育。所以，我认为，除了不断提高教师待遇，还需继续扩大免费师范生规模，让师范生免费成为一种社会共识，让教师成为一种光荣的职业，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从事教育事业。
（人民日报记者赵婀娜采访整理）
名家建议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
行政化捆住了“教育家”手脚
身为国内知名调研机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的袁岳，近年来频频“客串”到多家媒体担任专栏作家和主持人，从社会到财经，均可听见他对各种现象的评点。而中国教育也出现在他视野中，其新著《调教——独生世代的新亲子之道》就侧重讨论了独生子女时代下的亲子教育问题。
以我的观察，我们的教育界存在“四少四多”的情况：热爱钻研所教所研专业的老师少，照本宣科、了无生气的老师多；擅长启发与创意教学的老师少，积年不变固步自封的老师多；擅长沟通与学生为友的老师少，敏感虚荣沾染官气的老师多；富有才华的老师少，平庸无新的老师多。
教育家不应当只是知名学者，本质上应是教育界领袖。“领袖”的标准至少应包括：有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有系统的经营管理的思想；有能与普通学生和教师沟通、赢得普通师生赞同票的沟通能力。可惜，现在多数校长更像“官”。
我认为，教育机构应给予校长更多的独立管理责任，让他们拥有自主治校的权利，让教授、教师和学生有一定的发言权，而不是什么都由行政主管机关决定；校长要有对教师、对学生负责的意识，而不仅仅是向行政部门交代。这种教育领导者，需要拥有独立人格、沟通魅力、学术理解力与探索空间。过度行政化的管制，产生的不是教育家，而只会是例行公事的“教育公务员”。
导致“教育行政化”的局面原因很多，我归纳成三点：一是主管部门对学校独立管理不放心；二是教育机构内部形成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很难真正以教育为本、以人为本；三是探索真正的教育规律比较困难，而行政化手段却简单得多，所以教育管理者更乐于借助行政工具。
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行政化做法可以用于一时的调整与纠偏，但不适合长期、整体地管理教育工作，否则，它会弱化教育创意和学术竞争，并使那些本应受到重视、并遵循教育规律去处理的重要问题纳入行政化模式中。
教育规律的内在是“人”。考试这种方式，从小学延伸到大学，说明我们对教育规律的漠视。我们的教育缺乏对中国产业人才需求的系统研究。说到底，教育行政化就像是搞计划经济，而且是连供求规律也没弄明白的低水准计划经济模式。
温总理指出，素质教育推行多年了，我们的学生却为什么还是缺少“素质”？依我看，“教育行政化” 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家教与亲子教育领域又缺乏社会对策，社会组织与教育单位的互动也不够。我们急需一个大教育范畴下的革命性革新，而不是由教育行政部门在原有模式下的修修补补——因为，仅凭教育行政自身的革新能量，很有限。
（人民日报记者赵梓斌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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