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布莱克本
高锟
文卡特拉曼·拉马克里希南
每年的10月，无疑是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期盼的日子，因为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又到了开奖的时间。在从10月5日到12日的一周时间内，诺贝尔奖旋风在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由此引发的惊喜、失望、热议乃至批评与指责，可绝不会只持续一周时间。
然而，排除最容易引发争议的“和平奖”和“文学奖”以及“经济学奖”，在“化学奖”、“物理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三大奖上，一般有两个特点：第一，对获奖者的工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一般都给予认可，或者说，他们获奖的理由争议不大（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第二，英美大学是最大的赢家。每年的此时，英美大学的网站与校报、校刊，都会以显著篇幅刊发本校教授抑或校友获得诺贝尔奖的最新消息。
如果盘点一下今年这三大奖中获奖者的基本情况，我们或许能够从一个侧面看出英美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高校的一些原因。
“三大奖”9人获奖 7人为英美大学毕业生
2009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共计9人获奖，8人为美国科学家（以拥有美国国籍者为准，含双重国籍），7人为英美大学的毕业生，而现在在英美大学工作者5位。
今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由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卡萝尔·格雷德以及杰克·绍斯塔克共同获得。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出生于澳大利亚，2003年9月加入美国籍（同时拥有澳洲国籍）。她在墨尔本大学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75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随后前往美国耶鲁大学从事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研究，1985年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1990年后转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教授。卡萝尔·格雷德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曾先后就读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伯克利分校，并于1987年获得博士学位，而她的导师恰恰就是与她同时获奖的伊丽莎白·布莱克本。从1997年起，她开始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杰克·绍斯塔克出生于伦敦，在加拿大长大，先后就读于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并于1977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绍斯塔克自1979年开始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任教，并且是哈佛附属的麻省总医院的研究员。
“物理学奖”由华裔科学家高锟和两名美国科学家威拉德·博伊尔、乔治·史密斯荣获。其中，高锟出生于上海，但据报道拥有英、美两国国籍和香港居民身份，目前生活在美国。他曾就学于英国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在1974~1987年间，曾在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任首席科学家、工程总裁等职多年。1987年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直至1996年退休。另两位获奖者虽然不在大学任职，但都曾长期在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工作。威拉德·博伊尔出生在加拿大，但据称拥有美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他没有在美国学习的经历，但自1953年后，长期在贝尔实验室工作。另一位获奖者乔治·埃尔伍德·史密斯1955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59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此后进入贝尔实验室，直至1986年退休。
“化学奖”由美国科学家文卡特拉曼·拉马克里希南、托马斯·斯泰茨和以色列科学家阿达·约纳特3人共同获得。其中，文卡特拉曼·拉马克里希南现任职于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他出生于印度，但拥有美国国籍，先后在美国俄亥俄大学、加州大学受教育，并且曾经在耶鲁大学做过博士后。托马斯·斯泰茨为美国人，哈佛大学毕业生，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做博士后。1970年至今为耶鲁大学化学教授。
大学，应该注重基础研究、加强合作
英美大学的学者获得诺贝尔奖不是新鲜事。以哈佛大学为例，截至今年为止，哈佛已经有44位现任或是前任教师获得过诺贝尔奖。除了今年的绍斯塔克，从2001年以来，哈佛还有5位教授获得过诺贝尔奖。他们分别是：迈克尔·斯潘思获得经济学奖；理查德·加尔克尼获得物理学奖；琳达·布克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托马斯·斯基林获得经济学奖；罗伊·格劳贝尔获得物理学奖。如果仅看学科的话，我们以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为例，布莱克本已是该校在“生理学或医学”学科上的第四位获奖者了。
仅从此次获奖以及获奖者的情况，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英美一流高校有如下三个特点。
首先，高校为这些获奖者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他们在英美高校所受到的良好的教育，为他们日后的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无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我们不能把他们的学术成就与获奖完全归功于他们当初所在学校所提供给他们的教育，但无可否认，当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多的名校、几乎不约而同地接受教育后愿意去从事学术研究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也不能不令人去探究：他们所接受的大学教育是怎样的教育。
其次，高校已经发展成为合作研究的温室，并且在为科学研究的合作提供着坚强的后盾。在这次获奖者中，获得“化学奖”、现居英国的拉马克里希南，就曾经在同获此奖的耶鲁大学斯泰茨教授所在的化学系的实验室做过博士后。而同获“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伊丽莎白·布莱克本与卡萝尔·格雷德本就是师生关系。而身兼哈佛大学医学教授、麻省总医院分子生物学部研究员二职的绍斯塔克，更是在哈佛大学与其附属医院之间的合作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由此可见，在学科日趋细化与分化的情境下，科学研究与学术研究中的合作是多么的重要和必要。
第三，高校中的学术研究仍以基础研究为主（其实，也不仅限于高校）。在这次获奖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研究在当年并没有看出效果来，或者说，在当时并没有显得那么重要，但他们的研究在多少年之后无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在向绍斯塔克表示祝贺时称，绍斯塔克的成就突出体现了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而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在研究之初或许并没有明显的实用价值。福斯特说，绍斯塔克的工作，“彰显了不受约束的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有用与否”的判断标准并不能适用于基础研究，而坚持基础研究、加强合作，应该成为追求卓越的一流高校在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上必须坚持的一个不变的原则。
《科学时报》 (2009-10-13 B2 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