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心声】爱民族、爱国家的坚定信念，为民族、为国家富强的责任感，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不竭动力。

 

【人物简介】左铁镛：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材料学家。1958年毕业于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1958-1991年，在中南工业大学任教，历任教授、博导并任副校长；1991-1996年任原国家教委科技司司长；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96-2006年任中国科协副主席；1996-2004年任北京工业大学校长。现任北京工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高校实验室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有色金属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高教学会地方大学教育研究分会会长、国际科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中国委员、国际合作教育协会（WACE）理事以及上海交通大学、东北大学、中南大学等数所重点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左铁镛从事教学和科研50年，已培养近百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在难熔金属材料、稀土功能材料及其加工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难熔金属、铝镁材料及加工学科的主要带头人之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率先开拓了生态环境材料研究领域，近年又大力倡导并深入研究循环经济，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左铁镛先后承担了数十项国家重大科研课题，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其中被SCI、EI收录160余篇，出版专著8部；获国家级奖励4项，省部级奖励11项；主讲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导论》2006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2006年获中国工程院“光华工程科技奖”；2007年被评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铁者，金属，重而可延展，古有“铁砚未穿”比喻志向坚定，“铁杵磨针”形容持之以恒；镛者，大钟也，“声如洪钟”表示音域广阔，音色高亢。

 

左铁镛，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坚定、沉稳、执著。他用自己的睿智、缜密和大胆创新谱写着人生的华彩乐章，他对科学、教育的深沉情感和取得的丰硕成就更令他的名字如洪钟大吕般在我国的高等教育界和科技界声名远播。

 

作为“左院士”，他是我国著名的材料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国家及省部级科技奖十余项，是该领域的主要学科带头人之一；作为“左校长”，他自1984年到1991年担任中南工业大学（现中南大学）副校长，并在1996年到2004年期间担任北京工业大学校长，使北工大整体办学条件和水平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作为“左老师”，他执教50载，培养了数千名本科生和上百名研究生，至今仍然坚持给本科生上课，促使北京工业大学形成了教授为本科生讲课的制度，2007年他被教育部评为第三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这是怎样一段丰富而充实的人生？沉甸甸的材料，犹如一部人生辞典。怀着无比的好奇和敬仰，笔者翻开了那厚重而充满智慧的篇章。

 

 

 

左铁镛1958年毕业于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材料学专家。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作为我国难熔金属材料和金属加工领域的著名专家，左铁镛就承担了冶金部首部稀有金属材料加工手册的主编任务，为此他和其他专家一起爬矿山、进工厂。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他发现我国占世界首位的钨钼矿产资源正处于严重流失的状态。钨钼因其熔点高，历来被视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我国虽然具有丰富的钨钼资源，但钨钼深加工技术并不成熟。在当时，世界上一些国家为了战略储备以低廉的价格大量收购我国的钨矿石，经过深加工后再以高出收购价数百倍的天价卖给我国。面对这种情况，左铁镛和其他专家们一起联名上书国务院，大声疾呼发展中国自己的钨钼深加工业。从那时起，他就将自己和钨钼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发展自己的深加工业，首先要解决钨钼的脆性问题，通过反复实验和深入研究，左铁镛终于精确揭示了钨钼材料的脆断机制，阐明了加工形变和热处理参数对脆性影响的规律，同时提出了钨钼材料的强韧化途径和具体实施的技术方案。在研究中，他还建立了掺杂钨丝的“气泡强化机制”和钾泡“弥散模型”，在国内外率先提出了“过量钾在晶界富集是钨丝脆断的重要因素”的观点，给出了钾的最佳控制量，大大提高了我国钨丝质量和灯丝寿命。此后，他这些成果在许多工厂推广应用，推动了钨钼加工制品产业的快速发展，首次实现我国钨钼加工制品出口创汇，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发挥我国钨钼资源优势，改变“原料出口，制品进口”局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此，他和他的团队获得7项省部级科技一、二等奖。

 

在稀土掺杂钼功能材料的研究中，左铁镛和他的团队以稀土钼取代沿用百年的工作温度高、脆性大及产生放射性污染的钍钨阴极，成功制成了世界上首个实用型镧钼阴极的FU-6051电子管。该成果获得2004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近40年锲而不舍、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更使他成为我国钨钼材料界最有影响的专家之一，连续四届担任中国钨业协会副理事长，长达20年。

 

在研究稀土、钨、钼的同时，左铁镛开展其他金属材料领域的探索研究也取得了可喜成就。作为铝的连续挤压新技术“七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技术总负责人，他带领团队提前一年完成合同任务，并以“钥匙工程”形式为企业提供整套的“技术-装备-工艺”，在全国推广应用后，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这项技术也已在我国铜加工中广泛应用，并成为世界连续挤压设备工艺技术的主要供应者。据统计，已建成300多条生产线，并出口22个国家和地区66套。

 

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左铁镛创新求变的思想一天也没有停止，即便是在担任校长职务期间，他依然致力于不断的创新和开拓。2004年，68岁的左铁镛院士从繁重的学校管理岗位退下来，还来不及休息放松一下，他又马不停蹄地投身到一项新的科学领域——循环经济研究。

 

循环经济是以提高资源效率为核心，以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强调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科学理念和经济发展模式，被称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政策，是对传统线形经济发展模式的革命。

 

对我国来讲，循环经济的研究可谓是影响千秋万代的科学探索。左铁镛作为著名国际组织“罗马俱乐部”最早的中国成员和中国最先提倡循环经济的学者之一，被称为“中国循环经济的布道者”。

 

虽已年逾七旬，但左铁镛与生俱来、超乎常人的敏锐和卓见丝毫未减。当大家还沉浸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兴奋之中时，他已经清醒地看到，经济发展的同时伴随着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恶劣后果。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就在国内率先开拓了“生态环境材料”领域的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次国际会议上，他提出“材料既是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是现代工业的基础和先导，又是资源、能源的最大消耗者和环境污染的主要责任者”。而今，他像当年一样再次大声疾呼：中国需要大力发展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的材料产业，注重发展再生资源产业，并大力开展循环经济研究。

 

在左铁镛的积极推动下，北工大成立了北京高校中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循环经济研究院。作为国家聘请的循环经济咨询专家，他承担了多项国家发改委、中国工程院和省市地区有关循环经济的研究项目，出版了国内首套循环经济研究丛书。他说，他愿意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尽心竭力。

 

 

 

 

1996年金秋，已是花甲之年的左铁镛从原国家教委科技司司长的位置卸任。面对国内众多重点大学发出的邀请，他最后接受了当时并不出名的北京工业大学伸出的橄榄枝，由此翻开了人生新的篇章。

 

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赋予高等教育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对高等院校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如何走出一条富有特色的办学之路，怎样才能把握地方高校的办学方向？到校伊始，这位院士校长没有高谈阔论，而是深入基层，认真调研。他亲自走访全部教学科研单位，调研实验室，与师生、工作人员座谈交流，了解学校基本情况和发展现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左铁镛审时度势地提出了适用于地方大学的办学思路：科学定位，找准目标，办出特色，发挥优势。

 

翻开《中国高等教育》杂志8年前采访左校长的文章，许多思想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作为大学校长，谁也不愿意当二、三流。‘争上游’、‘上水平’的愿望和决心是无可非议的，有竞争、有压力、有动力，比无所作为要好。”对于一流，对于地方大学如何实现一流，左院士有着更深的思考：“首先，一流是有层次的，有世界一流、国内一流、地方一流、各科类一流等，每个层次都可能出现自己的一流，行行出状元，关键是自己要定好位，认准自己属于哪个层次；第二，一流是有条件的、有客观评价的，既不能自封，也不能靠各级政府任命，而是靠国家与社会的支持和投入，靠学校自身在办学中形成的优势、水平、特色和效益的长期积累，靠社会、学生、家长的承认与支持……”

 

谈到特色，必然要涉及到学校定位问题。“定位决定了学校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发展格局，科学定位是学校制定规划、配置资源乃至发挥优势和办出特色的前提。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区别不同的地区、科类和学校，确定各自的发展目标和重点，制订高等学校分类标准和相应的政策措施，使各类学校合理分工，在各自的层次上办出特色。地方工科院校大多是地方政府从本地区经济建设的需求出发而建立的，它们适应需要而产生，适应需要而发展。它们的学科、专业设置与地方国民经济建设结合紧密，覆盖了地方上绝大多数支柱产业，而且人才培养的层次、数量乃至就业去向都具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因而，尽管地方院校在很多方面与全国性重点大学相比有明显的差距，但在为地方和区域经济建设服务上，却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和优势。”

 

对于北京工业大学的定位，左铁镛从区域、学科、层次三个方面入手，最终得出这样一个清晰的结论：北工大不仅要建设成为北京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基地，满足北京市日益增长的人才需求，而且要建设成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科研开发基地，而这些恰恰正是北京工业大学这所市属高校最突出的特色和最大的优势所在，这是其他非市属名牌大学不可替代之处。“什么是水平？一所学校能为社会经济建设更好地服务，就是高水平。”

 

在此基础上，左铁镛进一步确立了“立足北京、依托北京、服务北京、融入北京”的办学指导思想。从1996年到2004年的8年时间里，北京工业大学整体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1996年学校通过国家“211工程”预审，正式跨入国家21世纪重点建设的百所大学的行列，成为北京市属高校唯一一所跻身国家“211工程”的大学。

 

经过“211工程”一期建设，左铁镛明确提出“两个转变”、“两个建设”的发展战略：一是实现从单纯教学型向教学科研型转变和从单纯工科类型向以工为主，理工、经管、文法多科性转变；二是一手以“211工程”二期为抓手，全面深入抓学科建设，形成在国内居前列的亮点学科，另一手以奥运场馆建设为龙头，全面规划校园整体建设，形成北京东南区的一个亮点景观。

 

左铁镛曾深有感触地说：“学校建设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这个‘龙头’能不能高昂起来并带动学校整体腾飞，关键是师资队伍，最根本的体现是靠科技创新，取得有现实效益的科技成果，为经济、社会服务。”

 

就教师队伍而言，他认为创新能力是衡量教师队伍水平的重要标志，这个能力只有通过科研工作来培养和增强。离开了科技创新，优秀师资、高水平学科梯队建设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也就无从谈起。“历史经验和人才成长规律表明，凡是高水平、有成就的教师都有非常丰富的科技实践经历。我们的教师都要参与科技活动和科技创新，应当两条腿走路，既要过教学关，又要过学术关，而且首先要过学术关。只有这样，才能对科技创新保持应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如何让作为学校建设龙头的学科建设高昂起来？左铁镛说：“学科的优势和特色从哪儿来？可以从科技创新来；学科的优势和特色体现在哪里？主要体现在科技创新的成果里。”在左铁镛的心目中，教学研究型大学与教学型大学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科技创新以及科技创新比重的大小、水平的高低。“没有良好的科技意识和观念，就没有相当的科技总量，没有高水平的科技成果，没有比较雄厚的科技沉淀，就不可能完成由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研究型大学的转变。”

 

 

 

 

 

2006年9月3日，这个日子对于学习左铁镛“材料科学与工程学导论”课程的学生而言，已经化为一个温暖的回忆。那一天，他们的左老师用4节课180分钟授课的方式度过了他70岁的生日。

 

说起当时的情景，左铁镛的博士生吴玉锋依然记忆犹新。9月2日，刚刚从外地出差返京的左铁镛不顾鞍马劳顿，就直接赶到办公室讨论修改“材料科学与工程学导论”课件。吴玉锋说：“左老师把我找去一起讨论幻灯片的修订，让我从学生的角度提出一些修改意见，然后认真仔细地修改。3日的课他上得非常好，连讲4节课依然神采奕奕，看不出是刚出差回来。只不过上完课后通过近距离观察，我发现左老师显得非常疲惫。”直到下课后，同学们才得知实情，没有人刻意组织，同学们全体起立，用最热烈的掌声表达他们对左老师的祝福和感谢，不少同学的眼中已是泪光闪闪。

 

如今已是72岁的左铁镛，站在令他倾心的三尺讲台上依然精力充沛，举手投足间更流露着谦谦君子的学者风范和雍容大度，睿智的谈吐和儒雅的风度让台下的学子如沐春风。教了一辈子书，讲的又是自己研究的专业，左铁镛讲授的专业课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可是，每次上课前，他依然以一位普通教师的身份全力备课，一门“材料科学与工程学导论”虽然只有40课时，他却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精心制作了800多幅多媒体课件。在这位执教50载的老教育工作者心目中，学生永远是第一位的。

 

在学生看来，一位既是院士、又是校长的老师一定是高高在上、和大家有距离感的传奇人物，但大家逐渐发现，这位特别的老师却如此亲切，在学校喧闹的食堂里，大家常常会看到他和学生们坐在一起用餐的身影，也时常会在教学楼和实验室听见他和学生交谈的爽朗声音。在当校长的8年里他如此坚持，离开校长职位全心投入教学和研究的他依然如此。他的助手、北工大循环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会强说：“左校长不仅身体力行地坚持为本科生上课，而且在全校大力提倡，使学校较早地形成了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的制度，同时也为北工大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最崇高的称谓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材料学家、循环经济专家等众多头衔，而是‘教师’。”在一场面对学生的报告会上，他真挚的表述赢得了学生们经久不息的掌声。“能否当好教师，首先要看他是否热爱教育事业，是否愿意当一个孩子王。”左院士曾语重心长地和青年教师这样交流。1996年，刚刚踏入北工大校门的第一个星期，他就找到主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详细了解学生情况。在繁重的科研和管理工作中，他总是通过各种途径，将他严父慈母般的关爱倾注到这些可爱的孩子身上。这关爱是生活化的，从饭菜价格到宿舍的环境；这关爱是全方位的，从学生的身体素质到精神状态；这关爱也是长久和深远的，关系到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综合能力的全面提升。

 

左铁镛非常注重推进素质教育，因为他心目中的高素质人才是知识、能力、素质的完美统一。对于素质教育这个话题，左铁镛的思考鞭辟入里：“人才的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业务素质、身心素质和文化素质四个方面。思想道德素质是前提，业务素质是核心，文化素质是保证，身心素质是基础。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说：‘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美国品德教育联合会主席麦克唐纳说：‘光有品行没有知识是脆弱的，但是没有品行光有知识是危险的，是对社会的潜在威胁。’能力不足责任可补；责任不够，能力无法补；能力有限，责任无限。所以古往今来，人品高尚、知识渊博、贡献卓著的大师们无一不是四方面素质齐备、全面发展的人。”

 

要想真正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出具有全面、全局才能的新一代高素质人才，高校教师责任重大。“作为高校教师，必须时刻清醒把握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当前提高教师自身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已成为促进教学、培养人才的重要举措。不参加科研活动，只能背讲义、念讲义的教师，不能了解、掌握和运用科技前沿知识和最新成果，是难以培养出高水平创新型人才的。”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连续三届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左铁镛对工程教育创新有深刻的思考。他认为，工程实践和学科交叉是工程教育创新的基石，而现代工程师则应该成为全面之才和全局之才。左铁镛认为，对工程教育而言，现代工程学已进入“社会工程”时代，未来工程师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专业工程本身，而将主要来自“非工程”方面。工程教育要树立“大工程”的概念，引导受教育者正确认识和对待专业技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自身发展、社会发展等问题。具体到工程师职业，现代工程师除了应当具有较高的专业才能，还应该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能够关心并能正确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要善于关心和团结他人共事，而不仅仅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

 

左铁镛认为，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负责，让学生学有所得，不仅要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训练思维方式。因此在教学中，左铁镛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左铁镛注重运用启发式、开放性教学和案例教学，他利用图文并茂、生动具体的实例，通过不同角度对不同类型材料进行类比，深入分析它们存在的共性规律及核心本质，让学生自我总结，从而掌握教学内容。左铁镛的课，从不照本宣科，也不拘泥于教材的编排，而是将原有体系尽量放宽、创新。课堂上，他饱满的热情、严谨的科学态度、传递的大量信息、展现的清晰而缜密的思路，让听课的学生无不叫好。融汇前沿信息的教学内容使他的课受到学生的热烈“追捧”，上课地点从开始的阶梯教室搬到小礼堂，即便如此还是满足不了学生们的热情，往往是他在台上站着讲，没有座位的学生站着听。3个小时的课，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课间休息的短短时间，学生也会涌上讲台和他探讨问题。

 

课上研究教学方法，课下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和教材改革。左铁镛在国内材料类专业较早提出并实行以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为专业来培养本科生的方案，他编著的教材《环境材料基础》也被列为“21世纪高等学校教材”和精品教材。

 

50载春华秋实，左铁镛已培养研究生百余名，其中许多人已经成为学术界、工程界的知名专家。面对成绩，左铁镛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教师，教书是我的本职工作，我为一辈子能当教师、能够尽职尽责而感到自豪。”

 

或学者，或师者，或管理者，左铁镛的每一次角色转换都如此自如，又是如此成功。如同一部书，他积淀深厚、内蕴深沉，充满了人生的智慧；宛如一块玉，他儒雅睿智、温润平淡，耐得住无限的回味；好似一面旗，他大局在胸、开拓探索，远见卓识领军带队。

 

当我们还在他的人生辞典中品味时，这位笔耕不辍的老人，又在继续以浓墨重彩续写其人生新的辉煌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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