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6日下午，刘东生院士仙逝的消息传来，大家都深感悲痛。尽管深知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无法抗拒，然而仍久久不愿相信先生离我们而去的事实。确实，先生大智大慧、高瞻远瞩的大师风范，脚踏实地、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淡泊名利、献身祖国的高尚品德，提携英才、甘为人梯的长者风度，科学登顶、誉满学界的光辉业绩，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刘东生院士创建了黄土学，他不仅是国际杰出的第四纪地质环境学家，而且是环境医学、环境地球化学、环境考古学、高山科考和极地科考等领域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他为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被公认为中国第四纪科学界的一面旗帜，一代宗师！

刘先生一向很关心和鼓励科技考古事业的发展。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当得知考古研究所筹建14C测年实验室时，刘先生就同夏鼐先生一起推动了地质所和考古所的合作。在他们的共同支持下，靠自力更生、白手起家、艰苦奋斗，1965年，我国终于建成了第一个的14C测年实验室，并测出一批准确的年代数据。70年代后，14C测年技术获得广泛应用，全国几十个实验室测出了数以万计的考古和地质年代数据。1981年，刘先生领导的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之下设立了14C年代学组，后扩建为第四纪年代学委员会。刘先生曾亲自参加全国14C学术会议，并在会上表扬我国14C测年工作者“安贫乐道”，为国家作贡献。1989年，又为《中国14C年代学》一书写了序言，强调要促进14C年代学与晚第四纪各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以求更有效地发挥14C年代方法的作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了推动地质学与考古学的合作，全新世委员会成员中也不乏考古学家。与此同时，他还曾多次参加我们组织的科技考古领域的学术讨论会，作特邀报告或主题报告，下面是先生几次报告的主要观点。

2000年4月，在以“科技考古”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上，先生精辟地指出，迄今为止，有关人类起源的地区都落在季风区范围内，这中间应有内在的联系，值得深入探讨。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点明，黄土区与华夏文明起源的关系密切，也值得深入研究。

2001年3月，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召开的“原始农业对中华文明形成的影响”研讨会上，先生作了主题报告：《黄土高原人类纪以来的环境与中华文明》。明确指出，我国黄土堆积的主要地区是世界上旱作农业起源的中心地区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中华文明是世界最早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以旱作农业为基础的中华文明与以灌溉农业为基础的其他地区古老文明，无论起源和发展，还是形成模式，都有明显不同。

2005年5月，国际第35届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先生欣然应允为大会作了特邀报告，他以《黄土之路——人类进化之路》为题，以第四纪黄土的产生与演变为背景，阐述了中国大地的古人起源、进化和繁衍，以及古代文化的兴衰与古环境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之后，先生又将黄土之路向西一直延续至欧洲，向我们展现了远在草原丝绸之路前，中西方或欧亚大陆间，即有着基于黄土的天然联系。

显然，以上内容，仅仅节选自先生“客串”科技考古学术会议的报告。尽管如此，已足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领悟到先生所创的“黄土学”是多么博大精深，也足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感悟到先生治学之严谨、追求之执著。在这方面，先生无疑是我们崇拜的偶像、学习的楷模！

2005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先生满腔热情地给予了关心和支持，他和席泽宗、吴新智院士一起担任名誉系主任，并向中国科学院领导建议筹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生院科技考古联合实验室。

然而，正当我国科技考古事业日新月异发展之时，先生走了。我们感到无比的悲痛和无奈。为告慰先生在天之灵，我们将和其他受到先生恩泽的专家一样，以先生为榜样，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无限忠诚，将毕生献给祖国的科技考古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