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2日，被中国科大录取的新生黄吉虎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用一根扁担挑着行李，从长安街的北侧向西走，经过六部口、西单，出了复兴门，又经木樨地，走到了公主坟，花了近4个小时，硬是挑着行李从前门走到了玉泉路。

 

中国科大建校首址即在北京玉泉路，属原中央党校二部。刚建校时，不但校舍简陋，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学校连一个大点的礼堂都没有，以至于开学典礼还是在马路对面的解放军政治学院的礼堂中举行的。

 

第一期招生共计1600多人，教室勉强够用，但宿舍不够。这时，校长郭沫若出面向解放军政治学院借了两座宿舍楼，才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八人一个宿舍，进出宿舍都要侧身走。冬天很冷，学校热水供应不足，只能照顾到女生群体。女生每晚可以到锅炉房打一瓶热水，而男生则没有如此“权利”。很多男生就穿一双鞋行走过冬，抵御寒冷。渐渐地，鞋底磨穿了，有时渗水，一天下来，脚上全是泥巴。晚上不洗脚，就没法上床睡觉。男生们只好脱了鞋，把脚放在水龙头下，咬咬牙，冷水一冲，用毛巾搓干，哆哆嗦嗦地钻入被窝取暖。

 

当年科大生源，由各省市择优推荐，好多同学家里是很穷苦的，不少南方来的同学，穿不起鞋子，赤脚上课。衣服上的补丁也是司空见惯，即便是干部子弟也都着装朴素，以至于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时髦青年也逐渐改变，不受外界虚荣的影响，艰苦朴素成为科大的主流风气。

 

业余时间，科大学生就自己动手建设学校，当年新建的教学楼有这些学生的汗水，至今还在使用的一个游泳池，也是学生们自己动手一铁锹一铁锹挖出来的。

 

但是，令科大人骄傲的是学校的教学仪器、实验设备却丝毫不差。中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用最好的设备、最新的成果来装备学校，让学生有机会参加最新的科学实验，因此科大分成了两部分，前三年基础课在北京玉泉路上，后两年专业课在中关村。

 

这些来自研究所的教授们虽然在研究所的科研任务很重，然而不但坚持为学生们上课，有的还坚持亲自编写授课讲义。他们在学业上对学生严格要求、耐心教导。郭永怀就鼓励学生们像牛顿和鸡骨头的故事里那样用废寝忘食的“傻劲儿”去学习、工作；钱学森在为58、59级学生作《如何撰写毕业论文》的报告中，提出了“三严”（严肃、严密、严格）作风，影响了几代科大人，成为科大优良学风的重要部分。

 

教授们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也表现在期末考试总会出比较难的试题，能达到40分的就算及格。至今老校友们还流传着钱学森为力学系和力学工程系出试题，一场考试从早晨考到下午，抬出去4个人的轶事。考高等数学的学生走出教室，就看到华罗庚先生已经等在那里挨个问：“考得怎么样？”

 

课程重、抓得紧、讲得深，是科大教学的一个特色，但科大学生并不自顾埋头读书，当年互帮互助之风在科大也非常浓厚。初期，科大生源大部分来自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也有小部分来自优秀工人的调干生。调干生的学习底子薄，年龄也偏大，于是班级就组织他们与学习好的同学建立互帮小组，“结对子”，一起上课，一起自习，以帮助这些调干生提高学业。当时的口号是：“决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

 

科大人这种自觉的艰苦奋斗的学习、生活精神，源自对抗大精神的继承。虽然生活艰苦，但是科大人自认为是精神的富有者。郭沫若校长对科大人明确提出要有声有色地、坚决地继承抗大的传统，把抗大的战胜任何困难、争取革命胜利的勇气和信念作为学习的榜样与动力，这就为刚刚建成的中国科技大学的精神注入了与众不同的基调。

 

正如首任党委书记郁文所说，力戒浮夸骄傲，提倡朴实谦逊的作风，树立革命干劲与科学精神相结合的革命风格。

 

《科学时报》 (2008-9-9 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