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一位著名散文作家提出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建议——“将塔克拉玛干沙漠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土葬公墓”。此言一出，即引起社会尤其是文化、学术界的注意。据我所知，目前学术界对这个建议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否定者多为资深学者，他们在赞赏这位作家天才想像的同时，认为此建议是不现实的——无论从文化价值还是社会传统乃至经济操作的角度都是行不通的。因此，有人称这个建议“等于一首诗”，属于“狂想曲”一类的东西。

 

由此想到，类似的“狂想曲”并非周涛一首。今年春天，在媒体和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争论得沸沸扬扬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即“文化副都”）一事，亦属此类。前段时间，“中华文化标志城”概念设计方案的总负责人向有关媒体详谈了“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一概念的整体构思与实施设想。总括说来，就是“国家意志下的文化集成”：在山东曲阜和济宁之间的孔孟之乡，划定约100平方公里的区域，建立一座代表中华文化的城，每年举行国家的文化学术活动，分流北京的文化首都功能，成为中国的文化副都。但就目前情况看，除了山东省大力宣扬、推进这一概念或计划外，反对或否定的意见占绝大多数。更有甚者，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上，有上百位人大代表联名上书反对这一“狂想曲”式的构想。

 

上述两位人士的“狂想曲”并非滥觞之作。前几年，曾有一位老先生提出“西藏之水救中国”之论，意在修筑天河，引世界屋脊的雪水东流北上，接济西北、华北干旱地区。此论一出，即被各方面专家否定，称之为“异想天开”。

 

近年，也有人发各种各样奇思怪想，或演讲宣传，或著书立说，意在标新立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可称之为“狂想曲”之类。

 

平心而论，“狂想”本身并没有错。“狂想曲”作为文学和艺术作品，更表现出作家和艺术家的想像力、创造性与超常的文学艺术才华。但是，如果作为一项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狂想曲”则是不可取的。首先，“狂想曲”能否实行，要考虑可行性，即可操作性。“将塔克拉玛干沙漠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土葬公墓”的建议大概就没有考虑这一点。不要说让全世界、全中国的死者，在去世后土葬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就是新疆本地的也不易做到。更不用说大千世界，风俗各异，人们凭什么要把死去的亲人送到新疆土葬呢？其次，“狂想曲”的实行，还要考虑社会性，即社会影响。“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设想就忽视了这一点。试想，在山东举办国家级的文化活动，分流北京的文化功能，打造中国文化副都，岂是某个人或某个地方可以一厢情愿地决定或实行的？我想，这至少要经过中央政府同意和全国人民的首肯才行吧？另外，“狂想曲”的提出，要有科学性。“沙漠变公墓”的设想是否科学可想而知。而“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设想科学性何在？一是为何偏要建在山东，而不是在河南、陕西？二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标志不只是孔孟的儒家文化，也不仅仅是汉民族文化。三是文化标志不仅仅是一座人为的“新城”。由此看来，它的科学性就值得质疑了。

 

过去，文化界有人曾提出“作家学者化”之说，意在提高作家的文化学术修养，以促进自己文学创作的持续性和长足进步。近来，有人又提出“作家思想者化”一说，意在促进作家以思考、探索人类和社会的基本命运为天职，实现文学创作的真正升华与飞跃。对于此说，我颇以为然。拿来借用一下，我认为：学者更应思想者化，因为他们同作家一样，同属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之列。因此，学者（包括作家）的主张和观点，更应具有思想者的特征，即具有社会责任感。科学和理性应是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非乌托邦之类的激情与幻想。我想，这就是时下“狂想曲”带给人们的思考。

 

（作者为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文化战略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