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如果我们不把视野放到30年前，甚至更长远的时间中去回顾30年来的成绩，我们就无法更历史、更客观地认识1978年带给中国科学的深远影响。——杨乐

 

当科学进入“大科学时代”，它与意识形态、国家政策、经济发展、社会环境的关联前所未有地紧密。改革开放30年，中国科学就在这种紧密的关联中与整个中国社会一起，摸索着前行。

 

“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如果我们不把视野放到30年前，甚至更长远的时间中去回顾30年来的成绩，我们就无法更历史、更客观地认识1978年带给中国科学的深远影响。”在日前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乐说，“1978年对于中国科学最大的意义，在于它结束了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破坏和停顿，面临着一个令人鼓舞的全新开始。”

 

 

人们通常说，在1978年前，中国科学面临了10年停顿，“其实在1966年‘文革’真正开始前，受政治运动的影响，中国科学已经处在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中”。一位上世纪60年代初期大学毕业、目前已经退休的研究员向《科学时报》讲述了她在“文革”前的经历。

 

“我是1962年底大学毕业来到北京的，与我前后相差数月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在我所在的科研单位，有大约一二十人。1964年初，我在科研岗位上学习工作了仅一年多的时间，就被派到南方的一个县城下乡参加‘四清’工作了。等我再回到北京原单位时，已经是1965年年中了，和我同时分来的毕业生，这个期间也先后被派往各地。”

 

客观上，相对于1963年的毕业生来说，1962年这批人还算是幸运的，他们至少还得到了一年到两年不等的学习、工作机会，而1963年下半年毕业的那批研究人员，按当时的安排，“一个不落”地在1964年初被派往农村。

 

等到他们先后回到原单位后不久，“文革”也就接踵而至。1968年，中国科学院迎来了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此后在上世纪整个70年代里，就再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大学生毕业生。

 

正规高等教育的全面停顿，对中国科学发展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在上世纪整个70年代，只有少量的工农兵学员，结业后走上科学工作岗位。这些学员大多从工农兵中选拔出来，工作表现优秀，特别是政治思想过硬，是选拔的首要条件；对于教育背景，则只提出了初中毕业的要求，再经过两年的专业教育，便匆匆走上了工作岗位。

 

1972年前后，科研工作部分得到了恢复，“而得到恢复的只是很少一部分重要的项目，大多数科研人员依然整日陷入政治活动、学习中。”一位亲历者回忆说，“一些人利用业余时间遮遮掩掩地从事科研活动，写出了论文都不敢拿出来发表。”

 

1973年，部分科学期刊开始恢复办刊。“当时数学领域一共只有一份学术刊物，一年只出版4期，大约有一二十篇论文。”杨乐说，“我和张广厚的论文，每年占到了一两篇，这反而让我们感到担心，我们曾私下盘算‘不要太冒头了吧’。”

 

1978年，杨乐出国访问来到西欧某国，在与国外同行交谈中，提到中国科学10年中的处境时，他们普遍表示出一种震惊。

 

杨乐说：“一个国家的科学停顿10年，停顿时间之久、恢复工作之艰难，在他们看来都是无法想象的。”

 

然而，中国科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外人”无法想象的起点上，逐步恢复起来。

 

1978年，教育部、中科院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了优秀科研人员200多人进行培训。1979年首批送往发达国家进修、学习，当时杨振宁对这一举措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庐山物理学年会上，提出了“应该扩大化的建议”。因此，在选派第二批进修人员时，人数一下子扩大到3000多人，涉及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他们学业期满后，抱着对祖国的信心、对祖国科学的信心，几乎无一例外地回到了祖国，他们带来的科学最新进展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停顿10年后中国科学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特别是科学家地位的提高，对科研人员来说，更是一种极大的鼓舞，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一批科学家献身科学、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事迹，先后成为当时青少年教育的典型素材。“白卷英雄”的故事，彻底变成了历史。

 

由于“文革”前毕业的科研人员，大多主修俄语，英语水平相对有限，一些院所、高校恢复了在“文革”前就停办了的英语培训班；学位制度得到恢复；工农兵学员大多“回炉”接受了再教育，他们中不少人还获得博士学位。1982年，科学界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中国科学全面步入正轨。

 

 

从臭老九到青少年的人生榜样，科学家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当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受经济大潮的冲击，却又曾经一度回落。

 

“上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在经济成了主战场的同时，科学自身的发展，和国家对科学的要求，一度产生了偏离。”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科技政策学者樊洪业、科学史学者王扬宗，不约而同地作出这样评价。

 

1985年的科技体制改革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将科学纳入了经济的主战场。

 

2002年，时任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方新撰写了《对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评价》一文，文中指出：当时的政策走向最重要的是所谓“堵死一头，网开一面”。“堵死一头”是指拨款制度改革，目的是要从资金供应上改变科研机构对行政部门的依附关系，使其主动地为经济建设服务，用商品经济规律调整科技力量的布局；对基础类的科研机构，拨给一定额度的事业费，实行基金制，通过基金给项目以支持。

 

在评价科技体制改革时，科学与社会学者刘立说，从大方向看，科学服务于经济的提法没有问题，是应该坚持的；而当时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没有充分区分有直接应用价值、商业价值的技术与基础类研究的不同特点和需求，加以区别对待。

 

因而，方新在文章的结论与建议中这样写道：“科技体制改革把加强科技与经济结合作为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但忽视了在这个目标前题下要保证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结果改革和目标有一定程度的吻合，但以部分牺牲全体为代价。”

 

回忆上世纪80年代的境遇，大多数科研人员特别是那个时代担任院所领导的科研人员，说得最多的就是经费的不足。时任中科院数学所所长的杨乐说，数学所的日子，相对还好过，因为从事数学研究，不需要多少昂贵的设备，这“一定额度的事业费”，勉强应付人员以及对数学所至关重要的图书馆这两笔开销外，也就所剩无几了。而对另一些院所，特别是京外院所来说，“勉强应付”都无法保障，一位所长甚至回忆起为了发放工资而四处奔走进行有息借贷的经历。

 

“当时，我们申请到基金委的一个面上基金，共有3万多元。”前面提到的那位退休研究员说，“而这个项目需要一台电脑，经多方打听，一台286最少也要3万元，于是我们只能从其他四五个课题中东拼西凑。”

 

上世纪90年代初，曾有一位国家领导人批评某院所领导时说：“某某所的所长是一位科学家，但他不懂得经营。”面对经费的困难，同时也希望为国家经济作贡献，一些原本从事基础研究的机构，硬着头皮经营起了开发公司，其结果不是因不善经营而血本无归，就是被奸商所骗，欠下更多的债务。

 

“善于经营”是上世纪80年代一个了不起的夸奖，当年，北京中关村高科技一条街应运而生，与这个夸奖所代表的社会舆论导向关系密切。现在看来，当时其实是鱼龙混杂的，尽管贡献出了像联想这样的王牌企业，但当时这条街上打着高科技旗号的，大多不过是些商人、投机者，他们甚至会在冬天转行卖羽绒服。“就是这样一条街，在当时却受到了不应有的高度关注。”杨乐说。

 

科学在经济中迷失，科学家的地位在1978年摆脱了政治影响后，再次受到了经济地位的冲击。一位1988年的正研级科学家回忆说，那一年他月工资总共只有188元，而当时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可以轻松赚到3000元以上，涉外宾馆服务员的收入从1500~2000元不等，合资、独资企业青年工人的月收入也超过千元，更不用说经商暴富的新贵们。

 

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文革”前就当选为院士（学部委员）的老牌科学家，月收入不过1700元，1991年新增选的院士（学部委员），则有1500元左右，而普通高研人员则只能拿到800元。一时间，“脑体倒挂”成了热门话题，“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这个比喻一度在民间广为流传。

 

“其实，当时整个国家都不富裕，为了摆脱贫困落后，优先发展经济也是必然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支持科学、改善科学家的待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们这一代人，习惯了简单的生活，在物质上要求不高，对我们来说，拿多少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杨乐说。

 

然而，“脑体倒挂”的局面还是对青年一代造成了不良影响。一份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社会调查显示，中小学生在选择未来职业时，绝大多数把“经商”、“当企业家”列为第一选择，而科学家和英雄一起，让位于“经理”和“商人”。

 

据《科学时报》了解，当年即使是科学家的子女在面临择业时，也有超过半数的人选择了与父母截然不同的、更有“钱途”的职业道路。

 

 

1995年，对于中国科学来说，是又一个拐点。1995年5月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

 

“这实际上是对科学必须为经济服务的提法，进行了合理的修正。”一些学者表示。

 

1998年５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教育科技经费预算安排和确保教师工资按时发放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财政部门保证预算内教育和科技经费拨款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第一次明确了对财政预算执行中的超收部分，也要相应增加教育和科技的拨款，确保全年预算执行结果实现法律规定的增长幅度。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杨宜勇等人提供的研究数据表明，从1995年到2005年10年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及占GDP的比重，都显示出稳定快速增长的趋势，支出额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十多个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有了政策和经费的支持，科研条件和科学家待遇都有了显著改善。为一台电脑东拼西凑的历史已经成为科研人员的“笑谈”，目前仅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每年的设备专项经费，最少的也能达到200万元。

 

2007年，中央政府新一届领导人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之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有学者在解读这一思想时说，它把“科学技术置于一种灵魂的地位”。

 

“在‘文革’前后，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我想都不敢想能在国外的刊物上发表论文。”一位研究人员说，“而现在，别说国际一流的刊物，我国科学家在《科学》、《自然》这样的顶级刊物上露面，也早已不是什么惊人的壮举了。”

 

1978年，当杨乐出国访问之时，一份报告不仅要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中科院院长方毅亲自签发，而且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要圈阅以后才算正式通过。上世纪80年代时，政策是放宽了，经济条件却又成了新问题。而今，科研人员考虑要不要出国考察与交流，已经不必再顾虑政治、经济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时间。

 

中国科学与世界的距离，在10年中迅速拉近，大批科研单位提出了“国际前沿”、“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而且有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已经进入国际的平台”。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副主任朱作言在评价中国科学目前的成绩时说：“我们已经结束了向发达国家学习、利用资源优势与别人合作研究这两个历史阶段，开始登上了国际科学平等对话的舞台。”

 

 

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在充分肯定3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后，面对未来更长远的道路，包括杨乐、洪德元、胡亚东等在内的一些科学家，提出了目前科教领域存在的几点不足。从这些问题中，人们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市场经济在科学领域产生的影响。

 

首先是基础科学投入的不足。

 

杨乐说：“基础科学投入不足是一个老问题。以前我们没有能力，而随着经济、科技水平的提高，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就应该充分认识到，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撑，我们很难拿出原始创新的成果。”

 

化学家胡亚东说：“投入基础科学也许看不到直接的经济效益，但这是一个国家文化与智慧的积累。不能单纯以投入产出的标准进行衡量。”

 

在中科院院士洪德元看来，目前，基础科学的实际投入与合理的布局之间差距较大，“应该有至少三倍的上升空间”。

 

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杨乐与洪德元不约而同地谈到我国高等教育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与国际一流相比，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水平差距较大。”杨乐说，“在那些科研型高校，教授一般都去搞科研了，真正面对学生的水平往往不够理想。”而这些科研型高校，往往是我国的一流高校。洪德元说，“我们应该看到，人才的培养直接影响到中国科学的未来发展。”而在杨乐看来，优良传统在青年一代身上的迷失，也是教育上的严重缺憾，在年轻一代身上，已经很少能看到老一代人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精神传承，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他们更关心的是“一份好工作”、“一份好收入”。

 

“学而优则仕”的风气，也影响着中国科学前行的脚步。洪德元说：“目前，优秀科学家为官从政的，占了太多比例，影响了科研一线队伍的高质量、高水平。”他告诉《科学时报》，前些天他和一些做了官员的中青科学家说：“你们中间很多人有拿诺贝尔奖的潜力，真是太可惜了！”

 

此外，科研评价体制的缺陷，也是最近10年科学界最为关心的一个新问题。杨乐说：“科研评价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即使同行评议这样相对客观、公正的方式，也会因小同行人员稀少，而带来一定困难。”

 

而目前的评价体制，则与科学自身的规律相去甚远。特别是科研项目的申请与评价，有着很多非学术因素，人际关系等问题搀杂其中，严重影响了科学界的学术氛围，科学成果的质量也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而这一点，在杨乐看来也是改变起来最为艰难的，“建立起一个好的评价体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甚至不是一个简单的建议可以解决的，需要也值得我们花时间认真思考探索”。而“一个好的评价体系，却可以对中国科学未来30年、50年甚至100年的长远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两位院士再次表现出一致的观点。

 

《科学时报》 (2008-12-22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