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锋

服务型政府并不仅仅是把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进行物化，服务型政府更重要的是需要重视服务能力建设。由于政府的预算约束，使得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不太关注需求，从而使公共服务的供给脱离实际。因而服务型政府还应加强政府对服务需求的甄别能力的建设。此外，要不断促进服务意识与服务水平的提升，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激发行政管理者的主体性，使行政管理者的主体性在差异化理解中得到充分呈现。

服务型政府应在后工业社会的差异化要求下来理解。如果还秉承工业社会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还把服务型政府当作一种实体化的东西去着力建设，这还是在走工业社会的老路。遗憾的是，一些地方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还是基于一种物化的理解，满足于服务设施的建设，以为这样就是服务型政府的核心。这其实并没有抓住服务型政府的本质。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府类型与范式，是对管理行政的否定与提升。这样在管理行政所提供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服务型政府的核心就在于差异化的基础上，如何提升政府的服务能力，这种服务能力不仅仅在于政府服务的供给能力，还在于服务的辨别能力，而这种服务的辨别能力主要不在于政府自身，而在于其他社会主体的成长与自我表达，在这个基础上，需要政府对社会的多样化的服务需求有着清晰的辨别。这样，服务行政就取决于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与表达，取决于主体间的互相承认，取决于政府不再是自我中心式的自我服务，而是在对他者承认的基础上，通过他者的承认来获得自我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服务行政下的政府是“他在性”的自我，这样，服务行政下政府服务能力就在与这一个主体间的持续的互动过程中不断提升。

服务型政府从提出到现在，经过各地的丰富实践，确实有效地推进了服务型政府建设。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在理解服务型政府时还存在着某种偏差。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服务型政府更要加强服务能力建设。根据我们的理解，完整的服务能力应该包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服务需求的甄别能力与服务意识及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目前一些地方把服务型政府的核心放在了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建设上，虽然这是服务型政府甚至是服务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但问题在于，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仅仅是服务能力的一个方面，这种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在很多情况下是过度供给，而在某些情况下又造成了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换句话说，政府在某些方面提供的公共产品超过了社会需求，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又无视某些公共产品的供给。比如，某些地方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为农村建设了健身器材、建立了农村书屋。尽管这些东西建好了，但农民并不买账。健身器材并没有人去使用，书屋里也全是灰尘。一些地方花巨额资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设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利用率却不高，原因何在？

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公共产品的生产方式具有特殊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生产是和需求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生产者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决定自己的产品数量以及生产什么。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生产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及时了解消费者或者社会的需求，从而保证供需平衡。但对公共产品的生产来说，用需求约束生产者的产品产量则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对公共产品的生产来说，其公共产品的提供是由预算决定的，也就是说，公共产品的提供无法由市场的供需原则来决定，也不能由单位价格的预算方式来决定产品数量，而是以预算拨付的方式来确定产量的。这就意味着公共产品的生产方式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造成了公共产品的过度供给或供给不足。而无论是过度供给还是供给不足都是无效供给。尽管政府提供某些公共产品时充满了善意，但从其结果来看，这种善意却没有达成善果。

如果我们从政府自身来寻找问题症结的话，由于无法摆脱的自利性及封闭性，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这种特殊性而引发的问题是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的。而且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服务理念、服务方式以及政府的治理方式的话，这种服务型政府空有服务之名，而行管制之实。由于我们还是把服务型政府从物化的意义上去理解，因而也就满足于从标准化、量化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提供了多少服务，至于这些服务是否有效，是否是真正社会所需要的公共服务，我们根本不去考虑。公共服务有其名而无其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服务行政可能会导致强制服务、单一服务、随意服务以及不平等服务。即政府从自身的角度来考虑，提供它自认为合适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也正因如此，政府可能会提供一些社会上并不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有些服务甚至成为摆设，成为显示政绩的陈列品。同时，由于把公众排除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生产过程之外，使得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处于封闭状态之中，也就造成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随意性，公民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的服务。

（作者系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