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宁
任何国家的科研成长和发展都与研究经费的投入成正比。近年来,我国对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越来越多,已经占到全球科研投入的20%,数量仅次于美国。仅2015年,我国在研发方面就投入了1.4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2.1%。同时,我国还拥有370多万全职科研人员,绝对总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不断攀升的科研经费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大量优秀研究论文涌入学术出版体系,发表论文愈加成为一种刚性需求。但现实情况却是,只有少数被挑选的“高影响力”期刊在吸收研究论文,这远远满足不了研究者的发表需求。研究论文之“众”与科研期刊之“寡”正日渐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
科学出版的情况并非没有改善。目前全球科学出版物的数量增长很快,自2008年来增加了23%。来自中国的出版物数量在5年内增加了近一倍,占世界总量的近20%,而这一比例在10年前仅为5%。但是,这仍然无法满足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需要,在过去4年中,中国是向世界顶级科学期刊投稿情况改善最多的国家。根据“《自然》杂志2016新星指数”,在他们长期跟踪的40家中国科研机构中,有24家的科研论文产量增加了至少一半。中国在4个研究领域——物理学、化学、
和地球与环境——中的论文投稿量增长方面居领先地位。科研刊物与发表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并没有随着科学出版物的增多而改善,单纯提高出版物数量也不足以满足科研的现实需求,这意味着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科技出版格局。而“开放获取”的出现,则为解决上述现实矛盾,开辟未来科技出版的新局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遇。
相对于传统的科研出版模式,开放获取具有很多不可比拟的优势。
首先,它将推动学术出版行业的产业变革与转型。严谨的出版流程是保障科研论文质量的必要条件,一定的利润是商业出版机构维持科研论文出版业务的前提。而发表论文的支出要么是由读者买单,要么是由作者买单,在传统的出版模式中是以前者为主。由知识的获取者来负担知识承载和传播的成本,这看起来是很合理的,但实际上,由于科研内容存在冷热之别,读者群规模的大小不能代表研究问题重要性的大小,却能决定一个期刊收入的多少。而随着人类知识体系的不断扩展,学术分科的趋势是越来越细,这也意味着“冷门但重要”的学术分支会越来越多,长远来看,传统的由读者付费的科研出版模式显然不可持续,甚至将阻碍科研的进步。因此,出现作者付费的期刊就是自然的,这意味着由学术界自筹经费来承载和传播新知识。而作者付费,恰恰是开放获取的根基。所谓“作者付费”,其实主要是作者所在的学术机构付费。为了维护科研地位与科研经费,学术机构并不缺乏付费动力。实际上,在传统出版模式中,作者同样支付了大量审稿、校对、出版费用。而开放获取的出版流程主要是基于网络平台,其运营成本远远低于传统的出版模式,这就意味着,运营开放获取期刊,收费可以远低于传统期刊,这又反过来增加了作者付费的动力和可行性。
其次,开放获取使科研信息更有效地进行流通,大大提高了科研的效率。随着科研资金和研究人员的不断增长,学术产出会越来越多,而传统的学术出版业态已经越来越不能应对学术增长和传播的压力,仰赖于数字技术的开放出版无疑将优势渐显并成为主流。通过开放获取,文献和期刊将实现“影响力升级”。根据Steve Lawrence的研究,文献可免费获取的难易程度与其被引用率明显正相关,文献越容易被获取,就越容易被引用。显然,基于互联网的开放获取期刊更加吻合学术出版的本质——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术进步。
第三,开放获取能够矫正现有学术评价的问题。目前的学术评价指标体系已经引起了诸多的批评,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认为,期刊评价指标,尤其是对期刊影响因子的过于偏重已经严重影响了学术评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真正重要的评价指标对象仍应该是研究论文本身,而不是文章所发表的刊物。论文的被引用频率、在社交网络上的讨论和使用热度、出现在政策档案中的频次、被引用在百科词条中的数量等等都将成为新的数据点。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对数据研究的文章和新的数据计算方法会产生更具有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但不论出现何种指标,都应该是以学术文章本身为对象,而不应依赖于学术期刊的背书。开放获取显然进一步剥离了学术文章与学术刊物,使出版机构回归到学术出版的原点——组织学术、服务学术、推进学术,避免了学术上的买椟还珠。
从全球科研发展的趋势来看,欧美国家在开放获取领域已经有了十余年的积累,在理念与经验上都走在世界前列。全世界大部分较具科研实力的研究型大学,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国的国家科研基金以及一部分私人科研基金,都已采用强制性开放获取政策。2015年,在总共1.14亿在线英文学术文献中,已有超过2700万实现开放获取,占24%;预计在2016年,这个比例将超过50%。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开放获取期刊的科研影响力和质量正在接近传统期刊,开放获取被广泛采用只是时间的问题,能否抓住开放获取这一科研出版的趋势,成为未来我国科研竞争能力发展提高的一项重要挑战。
从中国的现状出发,一方面,中国科技界对于科学成果出版有着迫切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科研经费投入的提高、科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和科学出版从业人员的增加,中国有进一步改善科技出版的现实条件。目前来看,中国完全可以通过设立开放获取政策和推进知识共享来解决科技出版需求与现实出版条件不匹配的问题,同时提升中国在开放获取领域的地位,占领未来科技出版甚至科学研究的制高点。
因此,中国应该抓住科技出版由传统模式向开放获取转型的关节点,在充分借助互联网技术力量的同时,充分调动现有资源,在政策、资金、人员等方面向科技出版的开放获取倾斜,实现弯道超车,更好地为中国的科研事业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南京邮电大学)
《中国科学报》 (2016-12-05 第7版 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