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丽妃 实习生 张雅琪

胡启恒 本报记者冯丽妃摄

搭乘着“时间胶囊”进入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时光隧道，扑面而来的信息浪潮随着时光的倒流速度逐渐放缓、信息流逐渐减弱，最终在时光倒退至距今20年前的地方削减成了一个原点。这个原点就是当今中国互联网生命的胚胎。

而她就是这个胚胎形成过程的见证者与培育者之一。20年前，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她曾辗转国内外用实际行动力推互联网扎根中国；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生根发芽，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她又牵头成立了中国互联网协会，以此为平台让更多中国互联网精英走向国际舞台。20年后的今天，年届“80”后的她心中依然牵系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

她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胡启恒。初次见面时，她身穿一件深蓝色牛仔立领衬衫，一条深卡其色长裙，脚穿一双圆头方口的黑色平底系带皮鞋，以一种朴素而又干练的姿态走进记者的印象。近日，胡启恒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而随后的交流也加深了记者这方面的印象。采访时间持续了一小时一刻钟，尽管已至耄耋之年，胡启恒不仅对记者抛出的问题对答如流，她还高屋建瓴地给记者描绘出一幅20年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脉络图。

一切，还要从原点说起。

落地萌芽

1994年4月20日，对于中国互联网发展来说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

这一天，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NCFC工程）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首次接入美国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的64K互联网专线；这一天，中国真正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成为真正拥有全功能互联网的全球第77个国家；这一天，也成为互联网在中国的一个历史性起点，中国互联网的新篇章由此拉开序幕。

当天，接听到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CNIC）研究员钱华林的来电后，胡启恒十分激动。那一刻，她正在美国华盛顿参加第六次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不过，她此行的焦点却是代表中方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再次提出接入国际互联网的要求。

1989年，世界银行贷款支持中国一些高新技术项目的建设，NCFC工程即是其中之一，该项目是把中科院、清华、北大和中关村地区的研究所组成一个高速网络。从1989年工程立项，到两年后三家局域网的基本完成，再到1993年底NCFC主干网工程完工，三个院校采用高速光缆和路由器实现了网络互连。

毋庸置疑，中国需要接入国际互联网。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互联网蓬勃发展，互联网在通信、资料检索、客户服务等方面的巨大潜力开始显现。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亟须在科研方面进行合作，但未连入互联网的中国科学家只能被困在与世隔绝的信息孤岛上。他们发送电子邮件需要通过国外科研院校进行中转，不仅价格昂贵，而且极为耗时。

事实上，当时我国科学家已经解决了所有接入国际互联网的技术问题，却始终没有被接收入网。为此，1994年4月，胡启恒借会议之行再次找NSF商谈。她的目的只有一个：谋求中国接入全球互联骨干网，而NSF正是该骨干网的控制人。

她拿着国务院批准“令箭”，下定决心一定要“拿下”NSF。出乎预料的是，当她重申了中国NCFC主干网的学术交流目的后，时任NSF主席Neal Lane很爽快地答应了让中国入网。而她接到钱华林电话的那一刻，人还尚未回国。

事实上，20年前，让互联网落地中国不仅有来自国际上的外交压力，同样兼具来自国内的各种挑战。

胡启恒更喜欢用“羊肠小道”来比喻互联网在国内落地的过程，在她看来，互联网有着自下而上的传播“基因”，其进入中国的过程也是如此。“在中国，政府自上而下决定的项目往往坐的是‘八抬大轿’，走的是‘康庄大道’，但20年前互联网走进中国却没有政府立项。”她说。

彼时，担任NCFC管委会主任的胡启恒接到的任务是落实NCFC工程，但并未得到用NCFC项目的经费去连接国际互联网的许可。然而，由于没有国家经费支持，胡启恒和其他科学家不得不自筹经费，自发地引进“互联网”。

而且，他们还与当时的电信政策和管理体制发生了冲突。因为跟美国联网的第一步就是用电话专线进行信息转递。而按照当时邮电部的规定，租用的线路只能给科学院用，不能给清华和北大。“他们认为我们在用这条电话线路赚钱，所以就要增加2倍到3倍的费用。”胡启恒说。为此，她不得不多次到邮电部就此事洽谈，最终得到邮电部副部长朱高峰的支持，没有收取双倍的价钱。“这对我们是很大的解救，因为自筹经费非常不容易。”她说。

不过，让胡启恒感到高兴的是，这场自下而上的项目最终得到了政府以及全社会的认可，一开始的羊肠小道很快就走成了康庄大道。当NCFC接入国际主干网之后，同年9月，中国电信即与美国商务部签定了关于国际互联网的协议，中国电信通过美国Sprint公司开通了两条64K专线。从此，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的建设开始启动。而且同年年底，连入国际互联网也被新闻媒体不约而同地评为当年的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星火燎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正是20年来中国互联网发展进程的写照。“我始终觉得互联网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它不需要任何政府的组织，就像野草一样自下而上蔓延到全世界。”胡启恒说。

1996年，从中科院副院长职位上退下来后，胡启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买了一台联想台式机。这台机器很快就成了她科研和生活的重要工具，除了发邮件、搜资料之外，制作PPT演示文稿也成为她非常喜欢的一项互联网所赋予的功能。

不过，胡启恒对中国互联网的信心起步于21世纪初，彼时一些互联网公司开始盈利。“只有当人们发现，通过互联网能够赚钱，能够安身立命，它在中国才能扎下根来，才能有生命。”她说。

说起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不能不提第一家中国互联网公司“瀛海威”和它的创办者张树新。1995年，北京瀛海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张树新任总裁，该公司几乎教育了国人所有关于互联网的基本概念。

1996年12月，瀛海威时空8个主要节点建成开通，初步形成全国性的时空主干网。1997年12月，瀛海威时空计费系统实现全网用户自动漫游。到1998年，它已发展成一家拥有37000家客户的全国知名互联网服务提供公司以及除邮电系统之外中国最大的电信网络公司，还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公司网和电子商务。然而，1998年6月，瀛海威的持续亏损使张树新在股东的冲突中出局。

对此，张树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尽管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早期很多关键技术与产品都属舶来品，但彼时我国互联网的商业模式本身已形成一种创新力量，必须拥有大面积的应用后才有市场收益，而中间的空档期往往只能靠资本驱动。显然，瀛海威未赶上中国互联网资本驱动的好时机，张树新也在时代发展中被打上了“悲情”的印记。

“张树新自称是一个烈士，是互联网的牺牲者，她的确是。她对互联网太热情了，把融来的资金全部投入建设中，她在中国八大城市开通的广域网还早于中国电信的全国广域网。”胡启恒说。至今她仍然记得那时一大清早，在中关村瀛海威公司的台阶上就会坐着很多等公司营业的年轻人，因为张树新提供了若干台电脑使他们可以免费上网。“但也是因为她太热情了，把钱都烧光了，瀛海威后来也被人收购了，但是她的名字在互联网界是不会被忘记的。”胡启恒说。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互联网大步流星地向前迈进着。1996年，中国互联网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开始飞跃发展。是年1月，CHINANET全国骨干网建成并正式开通，覆盖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全国范围的公用计算机互联网络开始提供服务。同时，北京、上海、广州还建设了三条高速国际出口与国际网相互联。

“这是中国互联网的又一件大事。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教育网和科技网只是为科研人员和教育界提供沟通服务，只有少数人可以使用。”胡启恒说。此后，互联网在中国开始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网上开创自己的事业。

急起直追

在胡启恒的记忆里藏着与全球“互联网之父”温特·瑟夫（Vint Cerf）的一幕对话。瑟夫第一次见到胡启恒时问她的第一个问题是：“胡女士，请告诉我互联网对中国老百姓真的有用吗？”

听到这个实际年龄比自己小了近十岁，眼睛像孩子一样纯真，发须皆白的像圣诞老人一样的世界互联网协议创始人的提问，胡启恒深深被打动了。“当我告诉他答案的时候，他就笑得跟孩子一样，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随后，胡启恒收到瑟夫的一封邮件，请她写一些互联网在中国的故事。其中的一个互联网应用故事是一个农民的女儿杨晓霞根据互联网提供的线索，确定患病原因是农药的金属铊中毒，才保住了一命。另一个案例是一次胡启恒去武夷山时，了解到当地一个撑竹蒿的小姑娘也利用业余时间在网上开店卖茶叶。

这些案例同样让胡启恒看到了互联网的巨大发展潜力。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放低门槛，而不是用清规戒律把网上营业的门槛抬得很高；另一方面，也同样得益于中国电信产业的超前发展，使互联网发展有了四通八达的基础设施。

到了2001年前后，我国互联网企业群落和用户数量均已初具规模，然而，在出席国际互联网大会时，胡启恒仍然明显感觉到中国在这种国际互联网场合的存在感严重不足。

“其他的国家参会的基本上都是企业，可以获得最新的国际互联网前沿发展动态。而我国只有寥寥无几的科学家参与，而几乎没有企业参加。我们在那里更像是一个没有加入其中的旁听者。”这让胡启恒认识到成立一个中国互联网社团组织的必要性。

于是，她联合科学界以及业内人士共同向主管部门科协提出相关建议，而中国互联网协会随后应运而生。在邮电部和科协的支持下，有70家企业加入到中国互联网协会。而胡启恒也受邀担任首届理事长。

那时，她做了“两个定位”。她对自己的定位是在企业家旁边鼓掌加油的人。“企业家是运动员，如果竞赛规则有问题，发现裁判不公，我就帮他说话；如果竞赛很公平，我就给他鼓掌加油。”

而她给中国互联网协会的定位是服务于企业、服务于网民、服务于政府决策，形成“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纽带，把企业的要求和心声传达给政府，使政府政策更贴近企业发展的需要”。让她很欣慰的是，如今成立十余年来，中国互联网协会并没有变成一个官办的衙门，而是与很多企业成了朋友。

如果按照时间脉络，把二十年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分成两个“十年”，它们则分别见证了互联网在中国发展历程中鲜明的阶段性特点。

在胡启恒看来，中国互联网的“第一个十年”仍处于摸索和磨合阶段，仅有很少人对互联网有真正的了解。“这个阶段是中国人在互联网上进行发现、探险的阶段，有这种精神的人后来很多在互联网领域生根壮大，在自己致富的同时，使社会受益。”她说。她认识的一位化学网的创始人就因此而致富，从一名英语翻译成为一位身价上亿的企业家，为国外进口中国化工材料提供了信息服务。

与此相对，“第二个十年”则是中国互联网迅速崛起，进入争先恐后的发展阶段。“如果说前一个十年是拼勇气，这一个十年就是看谁更聪明，可以想出别人想不到的点子。”胡启恒说。由于所有人都发现互联网是一个“淘金库”，做同一件事的人就比较多了，竞争也随之愈演愈烈，如“3Q大战”“三百大战”等竞争规则的不完善也开始暴露出来。

“现在，我们对互联网关注的热点已经从用它做什么事，上升到怎么通过管理用好它，让竞争规则更完善，更加健康地发展。”胡启恒说。与此同时，人们对互联网的看法也在不断进行着转变，以前认为互联网带来大量负面影响，不是黑的就是白的，现在可以着眼于整体来看待互联网的作用。

开放创新

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的互联网创新能力和发展水平都取得了巨大进步，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企业，比如百度、腾讯、阿里巴巴以及相关设备制造企业如联想、华为、中兴等等。

同时，我国在互联网的基础研究创新领域也出现一批国际领先的研究团队，而以我国工程师为主制定的互联网标准已近20个。如中科院CNIC致力研究的下一代互联网《中文域名注册和管理标准》就是进入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的一大创造性成果。而由清华大学牵头的描述IPv6过渡问题的多个相关标准如中国大陆首个非中文相关标准RFC4925等先后被IETF采纳。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飞速发展，中国科学家已经开始加入到了国际互联网创新的主流中，参加IETF的中国科学家人数不断攀升，目前已达到一百多人，而且话语权也越来越大。

但由于中国互联网发展比西方起步晚，当前在创新能力方面依然与西方国家存在较明显的差距。对此，胡启恒表示：“提升中国的互联网创新能力需要一个过程，现在不用太着急，不应太功利。”她同时也不太赞成诸如“抢占高地”“超越美国”“不要美国的东西”等功利主义的提法。

在她看来，科学本身没有国界和政治倾向，用不着给每项科学技术都打上标签，互联网也是一样。“不能说互联网是美国来的，我们就不用。”她指出，在当前中国互联网界，确实存在一些排外的观点与现象，“中国IPv9”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IPv9”是一种以十进制算法（0~9）为基础的互联网协议，主要由上海通用化工技术研究所主张建设。其发明人谢建平曾表示这项协议的目的是“改变网络受制于人局面，掌控未来发展的自主权”。在此事件中，胡启恒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ISC理事长邬贺铨都曾因倡导起源于美国的IPv6而被一些人指责是“汉奸”。事实上，IPv9的概念在提出后，很快就受到许多媒体和专业人士的质疑。有人称其为“愚人节笑话”，一些专业人士则认为其是业内的“黑色幽默”。

在胡启恒看来，科学发展一定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一步步往上走，而不是摒弃前人研究的从头来过。

她曾经十分好奇是哪个聪明人发明了强大的网络通讯协议TCP/IP。然而，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她发现，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和西欧，与计算机相关的创新研究就像是一锅沸水，创新到处都在“冒泡”。

“当时大家对计算机研究都处于开放与协同创新的环境之下，彼此进行资源共享，并没有因为其他创新来源于其他国家而摒弃不用。”她说。正是这些技术创新为TCP/IP思想的出现铺好了床，最终与互联网创始先驱的思想一起使TCP/IP瓜熟蒂落。

“互联网的创新从来不是推倒一栋楼重建，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新的东西，大家互相站在彼此的肩膀上，才能不断创造奇迹。”胡启恒表示，开放性是互联网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全世界都在这个大平台上沟通，我们要做的是怎么把它管理得更好，使它的缺点不断减少。”

事实上，IETF本身也是一个开放性的组织，全球工程师只要有兴趣有技术都能参加，而且其创新成果必须声明放弃专利权，才能成为全球互联网的标准。“目前，所有互联网上的主导技术都没有专利，也都不用付专利费，这说明互联网具有一种开放的、为全人类谋利益的浪漫主义思想。”胡启恒说。

在胡启恒看来，科学创新需要这样不为利益所驱动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人说，这样的她离现实太远，有些理想主义。而她认为：“只要有一点点这样的火星也好，因为人类还是要进步，还是要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镜射现实

“互联网就像社会的一面镜子，是社会的一部分。”胡启恒说。她认为，如果是一个高度法治化的国家，公民都有自觉遵守法律与规则的意识，那网络风气自然就会好。“如果这个社会是肮脏的，让网络绝对干净，怎么可能？”

事实上，在过去20年中，主流媒体以及社会公众对互联网的态度也数经转折。一开始，主流媒体很少关注这个从美国引进回来的“舶来品”，互联网的相关报道很少见诸于报端。

然而，在进入21世纪之后，互联网出现在主流媒体页面上的频率越来越高，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媒体上出现的多是对互联网的负面报道，网瘾毒害青少年成为很长时间内媒体对互联网报道的主旋律。有一段时间，很多专家甚至在媒体上语重心长地告诉家长一定要让孩子远离网络！

对于这一阶段媒体上的报道，胡启恒曾有过忧虑。“如果专家的这些善意的提醒被老师家长听进去了，那么未来中国的网络应该是否会被世界抛在后头？”幸亏随着时间的发展，互联网依靠其强大的服务功能使主流媒体的态度再次发生了转变。如今，风水轮流转，依托互联网的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主流媒体。

“互联网是一个真正先进的科技，它会在使用过程中通过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不断发展，其生命力是不可遏制的，任何想要把它踢出去的力量都做不到。”胡启恒说。如今，从网购到微聊，再到资料查阅，互联网在它的生活中仍然扮演着多重角色。

但是，近期却有一件让她感到遗憾的事——她用了多年的谷歌邮箱因为一些政治因素不能再使用。

“我需要从它那里得到最新的知识，很多英文资料的检索只能靠谷歌。”她表示，尽管现在百度搜索能力已经比较强大，但谷歌的英文检索能力却不能替代，“希望我们不要丢失了重要的一块信息窗口”。

正像20年前走进中国时的情形一样，而今自下而上的草根特色与其开放性依然是互联网生命的特色。在胡启恒看来，互联网的这一特点对把我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以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同样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在中国，我们习惯了自上而下一呼百应，这是我们的强项，也是我们的弱点。它的长处是只要国家要办一件事就会雷厉风行，弱点是它往往会忽视了来自民间和群众自发的最可贵的积极性。”胡启恒说。

她认为，从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角度来看，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体制方面的缺陷更应该引起关注。“从互联网进入中国的过程可以看到群众自下而上的自发积极性的重要性，它是对自上而下的举国体制的重要补充，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