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中国科学报》始终关注着由袁隆平领衔的杂交水稻科学研究，及时、真实、准确报道杂交水稻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成果。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科学报》与袁隆平在杂交水稻报道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是由科学记者与科学家为求真、求实与客观的互动而生，是一种媒介科学传播共同体“情缘”。
■本报记者 李浩鸣
很多从事科技新闻报道的记者都有这样的体会，在采访科学家的过程中，常常会被他们崇高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所感动，被他们的卓越成就和杰出贡献所折服。科学记者与科学家产生共鸣之后，常常成为了他们的好朋友。
多年来，《中国科学报》始终关注着由袁隆平领衔的杂交水稻科学研究，及时、真实、准确报道杂交水稻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成果。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科学报》与袁隆平在杂交水稻报道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是由科学记者与科学家为求真、求实与客观的互动而生，是一种媒介科学传播共同体“情缘”。
《中国科学报》湖南记者站于1991年10月建立，我作为首任站长和记者，湖南杂交水稻科研及其进展自然成为了我重点关注的报道对象，20多年来始终未变。也就是在这20多年中，发生了许多难以忘怀的“故事”。
1992年9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为表彰袁隆平在杂交水稻研究和推广的卓越贡献，在长沙召开了一次隆重的会议，授予袁隆平“功勋科学家”荣誉称号。我和其他媒体的记者应邀赴会采访报道。在此期间，我找到袁隆平提出采访要求，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当面接触。他听说我是《中国科学报》记者，欣然接受采访、拍照。
当时我了解到，这次会议的召开还有一个背景，袁隆平在上一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选举中落选，此间有人大为不解。当时我向袁隆平提到了这一敏感话题，他对我说：我搞杂交水稻研究不是为了什么称号。这次湖南省给了这么高的荣誉，我都觉得受之有愧，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鞭策。袁隆平的坦然和诚挚，使我顿生敬意。1992年9月29日《中国科学报》刊发了由我采写和摄影的文字、图片报道。
1993年7月初，我在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采访时得知，袁隆平为解决杂交水稻“三系法”研究和推广应用中出现的问题，正在开展“两系法”的研究，并有了初步的进展。我及时向袁隆平提出这个采访议题，最后商定了在《中国科学报》“学科前沿”栏目上发表袁隆平的署名文章。没过几天，袁隆平就把稿件传真给我。由于报纸版面有限，规定文章不能超过3000字，我提出要压缩篇幅，袁隆平说：“现在太忙，还是请你删改吧。”对我来说，这几乎是一个难以胜任的任务。因为文章内容专业性太强，需要压缩的篇幅过大。为此，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阅读有关生物遗传的书籍和杂交水稻的研究论文，总算在忐忑中修改完成，然后传真给袁隆平审定。没想到袁隆平对改过的稿件很满意，说改得很好，希望尽快刊发。1993年8月2日，《中国科学报》在2版（学术版）头条刊发了袁隆平署名的《杂交水稻研究的新趋势》。
1995年11月13日，《中国科学报》在头版刊登了我采写的《湖南迅速查处假稻种案》新闻稿，并配发了《种子供应要依法保障》的评论。几天以后，我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采访，正遇上袁隆平在召开一个小型的会议，听到他在会上讲到，湖南出现假稻种案，这不是一个小事，连《中国科学报》都进行了报道，还发了重要的评论文章，看来搞杂交水稻育种研究和推广，还要重视杂交稻种子的经营问题。由此可见，袁隆平对《中国科学报》的报道极为重视。
2004年初，由
联合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中国工程院学部工作部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举行“振邦杯2003年中国/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发布会”。我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之一，计划邀请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各两位院士在主席台上就坐，以便回答记者的即席提问。由于2003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中，有杂交水稻项目的入选，自然就想到了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到北京来参加这次新闻发布会。
时值隆冬下雪天，请袁隆平专程从长沙赶到北京，参加这次不到两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是否合适，我很有顾虑。考虑再三，还是给袁隆平发了邀请函。结果袁隆平在新闻发布会的前一天傍晚坐飞机到了北京。我去首都机场接到袁隆平后才知道，当时湖南省人大、政协正在开两会，袁隆平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第二天上午正是他轮值主持湖南省政协会议，此次特意请假到北京来参加《中国科学报》邀请的会议。我和报社其他领导同志都十分感动。
2004年3月，我主持并组织《中国院士治学格言手迹》的征集、编辑、出版工作。院士手迹的征集从2003年7月开始，到当年9月份还没收到袁隆平的回复。通过电话与他的秘书联系，才知道时值早稻收割、晚稻插秧季节，袁隆平这一段时间特别忙。他还在考虑该写什么内容，还谦虚地说“字写得不太好”。过了国庆之后，我就收到了他亲笔题写的“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八字格言。
2006年11月初，为了解“两系法”杂交水稻育种研究和推广的进展，我带着黄思维、向鹏两位通讯员去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采访。由于事先没有和袁隆平联系上，通过他的秘书得知下午五点左右他一定会在办公室。我们到了研究中心以后，才发现研究中心的办公楼正在进行内外全面维修，我们一行穿过装修脚手架，找到了三楼袁隆平的办公室。由于施工停电，袁隆平正靠着窗边的阴暗光线看资料，见到此景我很诧异，心存敬意。我向袁隆平说明采访来意以后，他对我说：“我们正研究确定搞一个‘种三产四丰产工程’，目的就是为了加速优质杂交稻品种的推广，请你们《中国科学报》帮个忙，推动一下。”
在报社编辑部的支持下，2006年11月9日，我们采写的《袁隆平提出“种三产四丰产工程”构想》新闻稿在《中国科学报》头版头条刊发。迄今为止，这个杂交水稻推广工程为我国粮食生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采访结束的时候，已经到了下午6点多，办公室的光线已经很暗了。但袁隆平还兴致勃勃地提到当年6月上旬在北京开会期间，去华国锋同志家中见面的事。他有些激动地说：“我们两人见面都感到很亲切，互相问候，交谈了半个多小时，华国锋同志一直握着我的手不松开。”他还告诉我，在“四人帮”横行的“文革”期间，如果没有华国锋同志的坚决支持，杂交水稻大面积的推广是不可能的。我当即征询袁隆平的意见，这件事是否可以进行报道。他说：“如果《中国科学报》能报道，那当然好哦！”
这件事我总是记在心里。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同志逝世，8月31日华国锋同志追悼会隆重举行，9月2日上午，报社有关领导希望我写一篇华国锋在湖南与科技有关的文章，我欣然应允，当日赶出稿件。9月3日，《中国科学报》在头版以特稿的形式发表了我们撰写的长篇稿件《华国锋与袁隆平》，并配发了两人亲切交谈的照片，报道反响很大，被多家媒体转载。
《中国科学报》 (2014-01-01 第20版 55年.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