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科峰
武汉大学的“博导下岗”改革着实让人吃了一惊。如此大数量的博导不再有资格带博士生，必然让很多当事人心里难以平衡。外界在肯定其探索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更多的质疑则集中在让博导下岗的标准过于单一、僵化。这也恰恰说明当前教育界的一个现状：博士生导师制度一直存在争议，改革也势在必行。但怎么改、如何改，尚须高校管理者和教育研究家不断探索。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第一名博士在1982年才出现，很多教授、研究员是在工作很多年后才获得国内的博士学位。博士生培养真正发展则在2000年以后。在高校扩招的背景下，博士生数量飞速增长，至今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2008年，中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因此，从重视规模到重视质量的转变，已成为未来博士生教育的发展趋势。而博士生导师制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产物，未来应该如何改革，也成为一个迫切话题。
毋庸置疑，在过去教育水平低的背景下，建立博士生导师制度，对于我国的人才培养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时至今日，博导制度逐步“异化”，博导的头衔也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博导比教授高级？学术头衔比职称尊贵？这些问题让许多人不愿承认，但又不得不承认。由于社会对“博导”头衔的盲目崇拜，使得拥有“博导”头衔的人在申请科研项目，尤其是企业项目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从而可能会获得一定的科研补贴或其他收入。而在培养人才方面，目前有些博导也越来越不像老师，反而更像企业的老板。相关调查也指出，60%的学生认为，他们承担了导师课题一半以上的任务。有些导师100%的横向课题由学生来完成。在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面前，现行的博导制度正在被商业化侵蚀，并逐渐脱离科研、学术的轨迹。
探索合理的博士生导师制，关键还在于取消博士生导师的头衔，让学者回归教师的本质、重拾学术。这项以去除学术功利主义为目的的改革，需要改变以课题、科研项目、经费作为唯一衡量标准，需要给潜心科研者更多的时间，更宽松、更广阔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的探索固然有有待商榷的地方，但也更值得外界期待。
《中国科学报》 (2013-02-21 第5版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