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郝俊
高中时，杜祥琬迷上了天文学，高考志愿是当时国内唯一开设天文系的南京大学。
然而，当年恰逢国家挑选留苏预备生，杜祥琬以优异的成绩入选。后来有人说他的天文学梦破碎，他则会心一笑，说自己很快就有了新的梦想——核物理。1959年，杜祥琬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攻读原子能专业。
5年后学成回国，他被分配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投身中国核武器事业，为突破氢弹研制难关日夜奋斗。
在那里，他受到王淦昌、朱光亚、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老一辈优秀科学家的亲身指导和教诲。
杜祥琬的言谈举止中，人们能够很自然地发现那一代科学家留在他身上的精神和时代印记。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这些老前辈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他们留给今天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杜祥琬：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作，碰到既有学术功底，又有非常好的道德品质、精神追求的一批人，自然能够学到很多东西。这是我人生中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为他们每一个人，我都专门写过不止一篇文章来怀念。从他们身上，主要学习的就是价值观。
在去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8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我曾说过，我们物理学界的风气比较好，就得益于一批优秀的老物理学家。我举了一个例子，氢弹研究获突破以后，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彭桓武先生是第一完成人。但他不愿意去领奖，而是写了一副对联：“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说这是大伙儿一起干的事情，不该自己去领奖。
这是一种值得学习的情怀吧，大家都得这样想问题，这样对待人和事，对待荣誉。这也正是一种价值观，做事情都是为了国家乃至人类的进步。
《中国科学报》：这些价值理念、精神追求方面的启迪，是否也在随时代变化？与今天的年轻科技工作者如何产生共鸣？
杜祥琬：我在平时的工作中其实经常跟年轻人讨论这些问题。参加一些关于科学道德建设的会议时，我会经常给他们讲“两弹一星”时期的历史故事。
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回国的著名力学家郭永怀，因飞机失事不幸去世。当人们在事故现场清理他已烧焦的遗骸时，发现他和警卫员抱在一起。两人之间紧紧夹着一个公文包，里面的保密资料完好无损。可以想象，郭永怀是怎样的一个科学家。
我也经常询问年轻人，这些故事是不是已经老掉牙了？对你们还有用吗？是不是有点太过时，我们这些人已经out（落伍）了？
后来我找到了答案。我也知道今天的利益诱惑多了，价值观是多元化了。但是无论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会有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价值观。这一点大家都同意。然后我说，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希望，就必须要有一批又一批的新人选择崇高的价值观，否则就是没有希望的。
实际上，今天的中国也是这样，虽然问题很多，但是从每一代人身上我都能看得出来，总有一批人在努力奋斗。这一点，年轻人也是认可的。我们那一代人，更多的是“被安排”，现在的人可以作出更多选择，至于选什么，都由你自己决定。
但我毫不怀疑，中华民族的每一代人中，总会有人选择崇高，为国家、民族、社会无悔奉献。
《中国科学报》：我们看到，您曾两度婉拒官职，倾心于科研一线。今天的科研环境中，仍有不少年轻有为的科研骨干，作出成绩后很快被提拔出任行政职务。对此您怎么看？
杜祥琬：如果中国的科学技术真的想要领先世界，就一定要有一批搞科研的人，安心宁静地在第一线工作，不要把他们过快提拔到行政领导岗位上。更不要以提拔作为促进其工作的目标，或者说把官本位的氛围弄得更重，而是应该淡化。
当然，需要有人来做领导管理工作，这本身并没有问题。因为管理工作涉及到很多大面，涉及到很多人员，不能把优秀的科研工作者都往这个方向提拔。反过来，科研工作者更不能把谋取官职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这样是做不了好科学家的。这些是我的观念。
但目前确实有些问题，如果只是在一线工作，科研人员往往得不到很好的认可，资源也就不够用。这涉及我们的体制机制问题，是需要改革的。
《中国科学报》 (2013-02-01 第5版 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