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明明
就业质量的提升有多重要？“蚁族”、新生代农民工——这两类典型群体的生存状态间或可以说明问题。
2011年，我国大学毕业生有650万人。这其中有相当部分的人不得不做“蚁族”。新生代的农民工也正以“潜伏”的方式生存在各个城市中。
大规模城市化需要大量人才，每个人也都有选择留在大城市的权利。而如何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大城市，正是解决问题和出台相关政策的出发点。
为了梦想的“蚁族”
被称之为“蚁族”的有三个典型特征：大学毕业生，多数从事简单的技术类和服务类工作，聚居的生活状态。
《2011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下称《报告》）估计，目前，“京蚁”、“沪蚁”、“江蚁”（武汉）、“秦蚁”（西安）、“穗蚁”（广州）这群散落在全国各大城市的“蚁族”有300万人以上，其中不乏“211工程”重点院校毕业生。
课题组在2010年3月到11月的调查中发现，“蚁族”的平均月收入约为2000元左右，略高于新生代农民工月薪（1748元），近六成“蚁族”人均居住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他们中近八成是“月光族”。
调查表明，聚居村和群住房的住宿条件简陋，形成了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底层及衍生经济圈，无照经营的小餐馆、小发廊、小诊所、小网吧等低档娱乐场所大量集中，入室盗窃和抢劫斗殴等治安事件频发，生活状态十分令人担忧。
同时，在就业选择上，“蚁族”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最看重的是收入待遇和个人发展，最不注重的是职业声望、职位高低、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
近几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工作岗位的待遇并非令人满意，但“蚁族”并没有太强烈的返回家乡的意愿，他们依然甘做“蚁族”。调查中，更多的人表示是为了梦想和自我实现，以及大城市的良好条件而选择留下。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蚁族”对未来抱有很高的期望，57.1%的受访者认为，目前的生活状况是社会因素造成的。
“‘蚁族’普遍因为有希望有梦想，所以能坚持，但一旦上升通道收窄，自卑感、挫折感、焦虑感严重的‘蚁族’难免会有过激举动。2011年初发生的突尼斯和埃及骚乱，起因和参与主体正是低收入大学生。” 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在报告中强调。
“三不像”的新生代农民工
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城里人，和他们的父辈也有着明显的差别。这种“三不像”的人，就是新生代农民工。
《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开始注重自己的群益保护，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在贫穷和生存的双重压力下，不管环境、工种，苦、脏、累、险重活都不加选择地承受。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没干过农活，吃苦耐劳的精神要逊色不少。他们对土地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对农村和家乡没有父辈那样的依恋。他们不是基于生存需求，而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在物质要求上向城市居民看齐。
2010年2月，浙江杭州一家企业招收抛光工，企业向一名“85后”开出4000元的月薪，被对方以该工作不利于健康而拒绝。
“虽然我们不能以这么一个简单的实例来证明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觉醒，但如果把这种行为演变成一种群体行为，那对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巨大的。”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长安表示。
由于身份的错位，现实总是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美好愿望相差甚远。他们父辈所遭受的就业歧视、拖欠工资、社会保障残缺、子女入学难等难题，新生代农民工也几乎全部“继承”下来。
以上学为例，2010年，北京海淀区教委宣布关闭30所民办农民工子弟的学校，致使15000多名学生面临失学的风险。
在各种压力下，少数新生代农民工心态失衡，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心理。广东省相关部门的统计表明，近年来，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员犯罪案件数量和比例均呈大幅上升的趋势。
佛山市中级法院发布的《2008-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调研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中超过六成在23岁以上，超过九成的被告人是冲动犯罪。
“目前，决策层已经开始着手解决由新生代农民工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和传统的城市化相比，新城市化应更注重城市质量的提高，应更强调和谐劳动关系和平等就业机会，而这正是包容性增长之应有要义。”李长安指出。
《科学时报》 (2011-11-21 A3 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