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家Savage（1954）在其《统计学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s）一书中提出的确定事件原则（sure-thing principle）是规范性决策理论的基本原则之一。该原则可表述为：如果知道事件E发生，决策者会采取行动A；知道事件E不发生，决策者会采取行动A；据此，在不知道事件E是否发生的情况下决策者也会采取行动A。Savage以美国总统大选背景下的商业决策为例对确定事件原则作了如下注解：

 

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只有两名候选人），有一名商人正在考虑购买某项不动产。他这样问自己，如果已知民主党人落选是否买这项不动产；如果已知共和党人落选是否买这项不动产。对于这两种情况，他都决定买。那么，如果商人不知道是民主党人落选还是共和党人落选，那他是否买这项不动产呢？

 

Savage指出，根据确定事件原则，该商人在此种情况下应该做出购买不动产的选择。确定事件原则似乎能令人信服地描述决策者的决策行为。然而，心理学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人们的决策行为并非总是遵循这一原则。例如，Tversky和Shafir（1992）向被试呈现一夏威夷度假情境：让被试假想他们刚刚经历过一场艰难的考试，现在是学期末，他们刚好有机会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购买一种去夏威夷度假的打折票。问被试，如果他们知道考试通过了/知道考试没通过/不知道考试是否通过等三种情况下，是否愿意购买这种去夏威夷度假的打折票。结果表明，两种确定条件下（知道考试通过/知道考试没通过），大部分（54%/57%）被试愿意购买这种打折票；而在不确定条件下（不知道考试是否通过），则只有较少（32%）被试愿意购买这种打折票。Tversky和Shafir（1992）将这一违背确定事件原则的现象称为分离效应（disjunction effect）。

 

鉴于情绪在人类行为中的基础性作用（例如，人们购买“喜欢”的车、选择“有吸引力”的房子），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李纾研究员、博士生江程铭以及宁波大学心理系汪祚军博士推测，在情绪领域亦应存在类似行为领域的分离效应，即：知道事件E发生，人们会“高兴”；知道事件E不发生，人们会“高兴”，而在不知道事件E是否发生的情况下，则不会如此“高兴”。他们设置了一系列问题情境来检验这一情绪领域的分离效应。例如，让大学生被试假想他们申请了两所国外高校（学校A和学校B），其中学校A为知名高校，学校B为普通高校。现在学校B接受了他们的申请，并要求其在本学期内做出是否就读的决定，否则取消录取资格。然后让被试评定“在本学期内，你知道学校A拒绝了你的申请/接受了你的申请/不知道是否接受你的申请”三种条件下的高兴程度。结果表明，不确定条件下（不知道是否被学校A接受），被试的高兴程度均低于其在两种确定条件下（知道被学校A拒绝/接受）的高兴程度。该研究结果与一部经典美国电影《浴血金沙》中的台词相吻合“The worst is not so bad when it finally happens. Not half as bad as you figure it'll be before it's happened”。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进一步证明，被试的情绪评定在三种决策情境以及被试的行为反应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该研究与近期李纾、江程铭、汪祚军和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心理学教授John C. Dunn等人在线发表于《Information Sciences》上的一篇考察分离效应产生原因的文章相印证。该文考察了分离效应的两种主要备择解释(possible explanations)：基于理由（reasons-based）的假设和思维惰性(reluctance-to-think)假设。结果发现，分离效应的产生是由于不确定条件下决策者缺乏明确地采取行动的理由所致，支持基于理由的假设而不符合思维惰性假设。本研究则提出了分离效应的第三解释——基于情绪(emotion-based)的假设。作者指出，相比基于情绪(emotion-based)的假设，基于理由（reasons-based）的假设似乎是产生分离效应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不确定条件下，决策者由于缺乏“高兴”的理由，从而导致其在不确定条件下的高兴程度的评定低于其在两种确定条件下的情绪评定。该研究对于从情绪情感视角理解人们的“非理性”行为（例如，分离效应）提供了理论借鉴。

 

该研究部分受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KSCX2-YW-R-130; KSCX2-EW-J-8)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0871110)资助。成果已发表于《经济心理学期刊》(Q1 in Economics)： Wang, Z.-J., Li, S., & Jiang, C-M., (2012). Emotional response in a disjunction condi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3(1), 71-78.（来源：中科院心理所 汪祚军 江程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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