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访谈丨王福生：对抗人类健康“头号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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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生院士 韦国卿绘

在感染性疾病的科学研究中，协同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协同创新，我们可以扩大合作范围，整合临床病例、科研平台、人才骨干和经费投入等各方面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补齐短板，不仅可以加快科研进程，还可以深入全面地认识其中的科学规律，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

感染性疾病简称感染病，包括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感染病占人类全部死因的25%以上，是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

新冠病毒感染就是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主任王福生带领的团队发布了全球首份新冠病毒感染病理报告。

王福生长期从事感染病的临床诊治、科学研究及生物安全工作。在第十三个“世界肝炎日”相关活动上，他再次就相关知识进行了科普。那么，在感染病学领域我们做了哪些原创性工作？如何让临床和科研更好地结合？我国感染病学科体系与防控研究面临哪些挑战？科技日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王福生进行了专访。

传染病研究水平显著提升

记者：能否结合您的科研经历，谈谈感染病学的研究现状和原创性工作？

王福生：新中国成立以来，鼠疫、霍乱、伤寒、麻风等一些严重传染性疾病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通过全国大规模宣传计划免疫、推广接种疫苗等措施，我国传染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天花、脊髓灰质炎、丝虫病、新生儿破伤风、疟疾基本被消除，乙肝的新发病例数逐年下降。我国传染病的科学研究水平目前也已显著提升，无论是体系和平台建设，还是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等各个方面，均达到国际前沿水平。

在与重大及新突发传染病不断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的团队也开展了一些原创性工作。在艾滋病的研究方面，我们针对艾滋病免疫致病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探索了同种异体过继免疫疗法、干细胞治疗等技术，帮助艾滋病患者实现免疫重建，力求功能性治愈。在慢性乙肝研究方面，首次提出乙肝临床转归中免疫应答“爬坡假说”的原创性理论，开展了过继免疫细胞治疗、间充质干细胞治疗等多种新型免疫疗法的临床转化研究，改善了慢性乙肝及重症肝病患者的治疗效果。目前，我们正在开展儿童乙肝的临床抗病毒治疗和对相关机制的研究。

记者：从临床科研角度看，为什么病毒性肝炎防治会遇到“筛查率低、就诊率低、治疗率低”这三大“拦路虎”？当前我国相关科研进展如何？

王福生：为消除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等感染造成的疾病负担，及时对感染患者进行抗病毒治疗十分必要。慢性丙型肝炎已进入直接抗病毒药物（DAA）治愈的时代，患者一般经过3个月左右的抗病毒治疗后，99%以上均能够达到临床治愈。然而，对HBV引起的慢性乙肝，目前临床上依然存在感染者“筛查率低、就诊率低、治疗率低”等难题。

大部分慢性乙肝患者身处经济较落后的地区，这可能是造成HBV感染者筛查率及就诊率低的主要原因。而针对乙肝治愈率低这一问题，我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原因。从病毒学方面，HBV感染者具有体内病毒大量复制、病毒抗原及病毒库（cccDNA）持续存在等特点；从免疫学方面，感染者体内大量病毒抗原的存在导致特异性效应T细胞和B细胞功能耗竭或功能缺陷，尤其是在肝脏内原位免疫中缺乏抗病毒特异性免疫应答；抗病毒治疗方面，现有药物可有效抑制病毒复制，但很难清除体内的cccDNA、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BsAg）。目前，成人慢性乙肝抗病毒治疗药物的治愈率很低，5年连续抗病毒治疗治愈率仍然低于8%。但与成人慢性乙肝相比，儿童慢性乙肝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有较高的临床治愈率，1—3岁治愈率可达50%以上，且年龄越小、治疗越早，患儿的治愈率越高，但其中的免疫学机制等还需进一步探究。总之，无论是慢性乙肝还是慢性丙肝，都应主动筛查、早诊早治，这样患者才能实现更好的临床获益。

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记者：这些年，您多次参与重大传染病疫情的临床救治。能否介绍一下目前传染病疫情防控和救治领域的研究进展？

王福生：2003年发生的SARS疫情，暴露出此前我国在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置方面存在的问题。SARS疫情后，重大和新突发传染病的防治更加受到重视，相关部门设置了重大传染病防治的科技专项。同时，不仅关注临床和科研能力的提升以及相关科研平台的建设，更注重传染病人才队伍的培养。例如，将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显著提升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质量；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关键技术集成，有力提升了我国传染病科学自主防控和创新能力，为有效应对重大突发疫情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新冠疫情时期，在科技攻关方面，借助前沿现代医学技术，我国在一周内分离出病原体，最早报道了新冠患者肺部病理特征，同时揭示了相关的免疫治病机制，为新型药物、疫苗研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我们还建立了病原体多种综合检测方法与体系，构建了全球最大的突发急性传染病预警、监测、实验研究体系。

在临床救治方面，我们加强了重症传染病的应急救治技术研究，建立了重症化预测指标体系，制定了重症病例救治指南，搭建了多学科的联合诊治平台，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救治机制，创立了代表“中国模式”和“中国技术”的传染病防治体系和平台。整体上看，新冠疫情期间，我国感染病例和重症病例的救治成功率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记者：一篇研究报告指出，协同创新是国际感染病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能否介绍一下开展协同创新的必要性？我国在感染病科学研究领域开展协同创新的情况如何？

王福生：在感染性疾病的科学研究中，协同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协同创新，我们可以扩大合作范围，整合临床病例、科研平台、人才骨干和经费投入等各方面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补齐短板，不仅可以加快科研进程，还可以深入全面地认识其中的科学规律，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

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我们通过协同创新快速研发了基因测序技术以排查病原体序列，传染病的检测速度和准确率大大提高，有效控制了疫情的传播。此外，通过协同创新，我们可以应用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对疾病的传播规律、防治模式进行分析，为政府、医疗机构和公众提供更精准、更有效的传染病防治方案。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国家更需要协同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切实解决难题。

加强医、研、企三方联合创新

记者：目前，我国感染病学科体系与防控研究面临哪些挑战？您认为我们应如何应对？

王福生：目前，我国感染病学科体系与防控研究还面临着很多挑战。首先，科研创新能力仍需要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多数还处在“积累”“跟跑”阶段，原创工作比较少，研究也比较分散，深度与力度不足，缺乏系统性。尤其在感染病的创新平台、创新药物、创新装备等方面，能力不足，严重影响了学科持续快速发展。其次，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不能满足学科体系发展带来的人才需求，专科医师队伍基础素质尚待提高。第三，感染性疾病谱发生变化，种类变多。但病毒性肝炎以外的其他大多数传染病发病率显著降低，同时临床科室分科越来越细，导致许多年轻医生缺乏系统全面的传染病患者救治历练。部分地区或医疗机构对传染病防治缺乏长远谋划，使感染病学科发展体系缺乏连续性。

我建议加强感染病医疗机构、研究所、企业的三方联合创新，推进感染病科研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真正服务于传染病防控。同时，加强系统培养，落实有利于传染病诊治与防控人员进步的具体措施，促进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梯队。

记者：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和医学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客观上对医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我国感染病学科人才队伍的现状如何？您对人才队伍建设有何建议？

王福生：我国当前感染病学科人才队伍建设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一是不少医院的感染科招收优秀毕业生存在困难，毕业生普遍认为从事传染病专业“待遇低”“风险大”“专业发展环境不佳”。二是应届毕业生普遍对传染病病种见得少，缺乏感性认识，传染病基础知识不足。三是传染病教材内容及教学模式未能与时俱进。

我建议改善传染病专业从业人员的工作待遇与环境，持续发展并重视传染病的防治意识，提升岗位吸引力。同时，还要多途径更新传染病教学内容、完善教学方法，以提高传染病专业的学科教育水平。

（原标题：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福生：开展协同创新，对抗人类健康“头号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