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筹集研究经费和发表论文的压力，另一边是专注教学和基础研究的初心，无法平衡的天秤，让很多高校教师加码了前者。
在近日举办的2023中关村论坛全体会议上，84岁的图灵奖得主，美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再次为中国大学教育呼吁，“不能让大学从事应用研究的使命，影响了人才培养的使命。”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 图源：上海交通大学
作为“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霍普克罗夫特十多年来一直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他认为，要提升中国科技创新水平，最重要的就是把大学的人才培养与帮助政府及企业开展应用研究的两个使命分开，分别进行评估。
对此，他在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指出，很多中国大学在评估教师时可能看重对方是否为该领域的世界级研究者，是否来自顶尖大学，“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大学的使命
1986年，因在“算法及数据结构设计和分析方面的奠基性成就”，霍普克罗夫特被授予“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图灵奖。
相较于科学成就，霍普克罗夫特更看重人才培养。尤其是这十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中国高校计算机科学人才发展的同时，也看到了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霍普克罗夫特曾在接受《上观新闻》采访时提到，他教过中国多所大学的新生，有些学生的水平甚至超过了美国大学的新生。但在教大三学生时，他发现中国学生在知识水平和能力上已落后于美国同年级的学生。
这让他意识到，可能是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出现了问题。
“美国大学和中国大学的使命有所不同。”霍普克罗夫特说，美国目前已经培养了足够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大学没有应用研究的使命。
但中国还未培养出足够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所以中国大学肩负着两大使命——培养下一代人才，以及帮助政府和企业开展应用研究。”霍普克罗夫特说。
据他介绍，“二战”之后，美国政府意识到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于是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以资助大学的基础研究。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完成将大学的教育与应用研究分开的工作。霍普克罗夫特说，美国顶尖大学不允许教师开展应用研究范畴类的项目，而是创建独立的科研机构，专门进行政府和工业界所需的应用研究。如麻省理工学院创建了林肯实验室，斯坦福大学创建了斯坦福研究所。
适合的评价体系
“对美国大学基础研究的资助，是美国有史以来做出的最好投资之一。”霍普克罗夫特说。
在他看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区别，在于原动力是什么。其中，应用研究是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而基础研究是好奇心驱动，不需要有任何应用。
霍普克罗夫特认为，应用研究应具体问题而生，所以很难从根本上产生新的研究方向。而基础研究有时可以开创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创造出新的产业和数百万个就业机会。
他指出，一个好的中国大学的评估体系，应该分别评估应用研究和人才培养两个使命，解除教师筹集研究经费和发表论文的压力，让投身人才培养使命的教师能专注于教学和基础研究。
对于评价体系具体如何改变，霍普克罗夫特在去年的媒体采访中表示，可以转为依据教学水平以及由同领域国际学者给出学术评价的方式来评估教师。
他曾在中国高校进行过这种尝试，并与45名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顶级教授组成了教学质量评估组，逐步对中国50所一流大学进行教学质量的评估项目。
他们制定的评估内容不仅详细，也真正转向了对学生本身的关注，例如教师对讲授内容和教材的掌握度、对教学内容是否保持兴奋、与学生的良好课堂互动情况、全程认真听课学生比例等。
在霍普克罗夫特看来，很多大学在评估教师时可能看重对方是否为该领域的世界级研究者，是否来自顶尖大学，“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霍普克罗夫特认为更重要的是，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教师是否能一直保持活跃，而发表顶级研究论文，并不意味着能在该领域钻研且持续活跃40年，“如果不热爱这份职业，你是培养不了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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