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学装置如何推动建制化基础科学研究

■本报记者 倪思洁

“我国大科学装置的发展到了转折点——数量已经不少，但面临着质量提高的问题。”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告诉《中国科学报》。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科学装置建设，将其视为提升我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水平、促进相关领域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支撑。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期，目前已布局建设57个，根据“十四五”规划，拟新建20个左右。

如何充分发挥大科学装置对建制化基础研究的推动作用，成为来自大科学装置领域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组织用户：围绕大科学装置，设立半永久性研究单元

王贻芳的另一个身份是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和江门中微子实验首席科学家。

“大科学装置天然具备建制化科学研究的特点。”王贻芳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和江门中微子实验，从装置设计、建设、运行到数据处理、科学研究，都采用有组织的模式，不仅有国际合作组、执行委员会、咨询委员会等各种管理委员会，还有不同的系统和子系统，这种金字塔型管理体系由专人负责。

在这些大科学装置中，具体的研究课题一般由科学家提出。“有些课题提的人多，有些课题提的人少，所以我们从管理上会保持一些平衡，确保所有课题都有人做，同时保证不是所有人都集中在一个课题上。”王贻芳说。

这样的做法，为其他大科学装置提供了借鉴。

王贻芳告诉《中国科学报》，在国内，很多大科学装置的机时需要由科研人员或团队申请使用，用户来自不同的大学、研究所。建设运行单位在收到科研人员的机时申请后，会组织专家评审，评审通过者可以获得装置机时。

为了更好地组织科研用户，他建议，根据大科学装置的特点，建设若干个非法人、半永久性研究单元，再由这些研究单元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在一些重要方向上形成相对固定的大团队，长期攻关，开展重大研究。

“比如说，围绕同步辐射光源，可以在纳米、材料、生物、环境等方面组织研究单元，聚焦重大问题并解决问题。”王贻芳说。

搭好平台：聚焦主责主业，强化观测手段和实验方法

“建制化基础科学研究就是有组织的基础科学研究，而‘有组织’就是要‘定好目标、分好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散裂中子源探测器与电子学团队负责人孙志嘉说。

孙志嘉所在的中国散裂中子源是我国“十一五”期间重点建设的大科学装置之一，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于2019年2月2日完成首轮开放运行任务。2022年12月26日，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

在大科学装置推动建制化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孙志嘉考虑的是如何发挥自身特长，以强有力的观测手段和实验方法支撑科学研究。

“推动建制化基础科学研究，需要大科学装置坚持不懈地探索，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提升观测精度；需要大科学装置的人才队伍、研发平台和专业设备保持稳定和持续迭代。”孙志嘉说。

他认为，在建制化基础科学研究中，需要做好主责主业，发挥各自长处，形成合力。“这就好比一个木桶由十块木板组成，每人手里有一块木板，建制化基础科学研究就是要把大家手里的木板拼到一起。每个人把自己这一块木板做得尽可能长，而且拼成木桶时木板之间不漏水。”

对于如何让中国散裂中子源更好发挥对基础研究的支撑作用，孙志嘉建议，进一步扩充粤港澳大湾区的大科学装置阵容，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光源”的落地建设，将散裂中子源与同步辐射光源组合，相互支撑和配合，充分发挥大科学装置的集群效应，打造多学科前沿交叉应用平台，支撑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迭代，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制造业发展。

人才接力：大力培养青年人才，科学评价战略科学家

对于全国政协委员、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项目首席科学家张新民来说，大科学装置能否带动建制化基础科学研究，关键要看人才是否可持续。

过去7年间，张新民作为首席科学家和国际合作组发言人，一直带领团队在我国西藏阿里地区海拔5250米处，建设我国第一台原初引力波探测大型装置。

“依托大科学装置开展基础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周期长、耗资大、社会关注度高。装置的建设运行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需要很多单位的科学家相互协调。”张新民认为，这一特点决定了“人”对于装置的重要性。

去年全国两会上，张新民曾呼吁，加大力度培养从事大科学装置研究的青年人才，在人才评选过程中不以论文数量为主要标准，并对从事大科学装置研究的青年人才给予一定的倾斜。

今年，他依然在关注大科学装置中的人才可持续问题。“一个大成果的出现，可能需要一代代人接力。年轻人一看前人花了几十年，一辈子都没得到认可，就觉得‘不要去做那些事情了’，最后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没人接棒了。”张新民说。

与此同时，张新民认为，大科学装置要想带动建制化基础科学研究，应依靠一批战略科学家。“战略科学家应具有深厚的科学素养，格局宏大、视野前瞻，及时关注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关注学科发展态势，探究交叉学科融合趋势，但现实中对‘战略科学家’的判断却与人才‘帽子’的多少直接相关。”

他建议，打破对战略科学家的传统定义，不以“帽子”论英雄，让大科学装置中的战略科学家在推动建制化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