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中国科学报》刊发报道《田刚委员：少些“重磅”！科技界浮夸风该刹刹了》引发关注。报道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田刚批评了“夸大式宣传报道”的现象与科研工作本应具有的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氛围不匹配。
近年来，包括夸大宣传、强制引用、不当署名等在内的新型科研失信行为走进人们的视野。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科技界代表委员呼吁，应从科研人员自身的自律、打造“反内卷”大环境以及严惩失信等方面内外兼施、多管齐下，才能有效杜绝科研失信，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
新的“不端”
不久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颜宁遭遇审稿人“不断要求引用错误结果”，被她在微博霸气回怼“大不了不发了”。
“‘审稿拉引用’就是一种科研失信行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馆员刘筱敏表示。
随着“高被引”被作为一种定量评价工具出现，部分科研机构从对发表论文数量和发表期刊影响因子的追逐，转变成对“高被引”频次的追求，导致“合作互引用”“审稿拉引用”“花钱买引用”“期刊赠引用”等科研失信的行为出现。
作为科学计量学领域的学者，刘筱敏早在4、5年前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用计算机技术分析文献之间的关系早已是便捷的事，利用引文数据同样也可以发现论文作者之间‘异常亲密’的关系。”刘筱敏曾在《中国科学报》上发表评论文章，提出当心“高被引”背后的科研失信。
除了强制引用，还有诸多不当署名的行为也逐渐受到关注。“如果一位学者一年以主要作者或者通讯作者身份发表几十篇、甚至上百篇论文，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是不是对这些论文有署名相应的足够贡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注意到，“一篇论文仅仅是写作、修改经常需要花好几个星期，更不用说提出思想、做实验、分析数据了。”
区别于数据造假、代写代发等论文内容上“动手脚”，夸大宣传、强制引用、不当署名等作为一些新的“不端”行为正在抬头。科技界已经认识到，这些行为共同的特点是隐蔽性强，难以被发现，往往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修炼“自律”内功
在受访专家看来，恪守科研诚信，重在“自律”。“对引文进行数据分析的结果，并不能直接判断作者是否存在学术不端，数据只是表面的现象，各学科的引用行为也各有所异，数据是为专家、小同行的进一步深度调查提供依据。”刘筱敏强调，“引文数据的统计分析是一种后置的行为，应该在科研训练阶段之处就强调，‘系好第一颗口子’。”
蔡荣根表示，科研诚信是人的诚信一部分，“一个人从小就应该建立起规则意识，科研也是一样”。
按照许多科研机构的惯例，蔡荣根所在的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科研道德委员会每年都会为学生组织一次科研诚信的讲座，为新入学的研究生讲解科研活动的基本规则，提示大家时刻绷紧诚信这根弦。
对于多种新的“不端”，中国科学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则以“提醒”的方式倡导诚实守信行为。自2018年以来，内容涵盖署名问题、生物伦理、原始记录、在媒体上发布学术成果等方面的四份“诚信提醒”陆续发布，帮助科研人员练好“自律”的内功。
2022年2月，中科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又特别针对署名问题发布“负面清单”，列出禁止冒用作者署名、虚构作者署名，无实质性贡献的人员参与署名，荣誉性、馈赠性、利益交换性署名或夹带署名等7类负面行为，进一步重申了学术论文署名中的基本规范。
严惩和“反内卷”
除了依靠科研人员练好内功，诚信治理也需要从外部入手。
首先是“严惩”。去年两会期间，蔡荣根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呼吁处理科研不端切莫“高举轻放”。一年后的今天，他仍然呼吁，一旦发现问题就应按照规定严肃处理，严惩科研不端的实际案例能够发挥有效的警示作用。
对于新型科研失信的实际调查工作，蔡荣根表示，当前，学术不端案件调查面临“人情社会”的挑战，本是国际惯例“由本单位组织调查”的形式受到诸多诟病。“面对这样的‘家丑’，有的机构和单位不愿意‘外扬’，总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强调，“希望科研单位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规范调查、严肃处理，长期看来有利于本单位乃至科学共同体的声誉和形象。”
同时，营造鼓励潜心致研的环境也是科研诚信治理中的重要抓手。在刘筱敏看来，当前，科技界整个大环境量化考核过杂，多种因素挟持导致不规范、不诚信的做法去提升影响力。”她分析。
对此，刘筱敏建议，减轻大环境的功利性，设计宽松的政策，达到反“内卷”的目的。“例如，在一些领域试点减少竞争性经费，在保证阶段性成果和同行评议的前提下，提高稳定性经费。”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