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老师越来越难做了吗

作为一名从教几十年的老教师，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李东风总觉得这几年大学老师的工作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不久前，他将这种感觉写成一篇博文，在科学网发出后，引发很多老师的共鸣。

文章中，李东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大学老师为何越来越难做？

“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而是在和周围很多老师沟通时，大家的普遍感觉。”李东风对《中国科学报》说。

此前，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名授课老师曾因对学生学业表现不满而解散课程微信群。该老师在群内称，他为自己一学期的辛苦付出感到不值，认为学生并没有尊重学业，并表示今后“江湖不见”。

2021年底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2020年度）》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本科高校专任教师总数已经达到126万人，比2019年增加3万人。作为100余万大学老师中的一员，这种“江湖不见”的负面情绪从何而来？

教师承受的“双面压力”

文章中，对于师生关系现状，李东风做了这样一番表述——

（一些学生）上大学或考上研究生后，不知为何而学，不会学习，缺乏兴趣和独立思考。旷课、上课玩手机、考试作弊、论文抄袭、混文凭的不在少数……自我意识膨胀，导师说不得，批评不得，加上学校对“一切为了学生”以生为本理念的误解、学生评教等政策，导致老师对学生畏首畏尾。

“这些现象虽然不能涵盖目前所有的大学生群体，但不可否认其在高校中并非个别案例。”李东风对《中国科学报》表示。

记者采访发现，大学教师对于学生在学习中缺乏主动性的抱怨并不少见，比如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徐耀直言，目前大学生群体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探索精神。

“很多学生20多岁就想‘躺平’。”徐耀说，具体表现在学生的探索动力严重不足，只能依靠导师替他们寻找科研思路，实验操作技能也要全程靠导师手把手教，论文写作不用心，甚至通过翻译器将论文翻译成英文后，完全不修改就交给老师。“这种情况很普遍。”

此前，曾有人专门对国内某综合类院校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来自该校10个学院的受访学生中，了解自己导师课题和研究方向者超过九成，但主动了解导师研究方向的学生只占46.5%，有45.2%的学生对导师研究方向的了解完全来源于他人的主动告知。

一方面是学生在学习和科研过程中选择“躺平”，另一方面则是教师自身面对的压力正在持续增加。

比如，早在2018年，教育部在其印发的《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中，就明确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此后的相关文件中也曾反复提及。但在华中科技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彭湃看来，相关规定在具体的落实中，往往会被地方相关部门和高校层层加码，甚至最终导致“第一责任人”变成“唯一责任人”。

“这就造成学生培养过程中，什么事情都要老师负责，学生出了事情，学校乃至公众的第一反应也是先处理老师。”彭湃说，这给教师群体带来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李东风也在文章中直言，面对学生不合理的诉求，有些学校不是秉公处理，而是疏于管理，推卸责任，有时甚至直接把板子打在老师身上……正因此，才让他有了“大学老师越来越难做”的感慨。

存在差异的期许

对于老师们的这些抱怨，作为“吐槽对象”的学生们也有着自己的想法。比如在受访时，某“双一流”高校博士生李佩（化名）便直言有些老师的想法“稍有偏激”。

“不能说那些现象在高校中不存在，但应该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至少不能代表我们这一代的学生。”她说，更重要的是，有些学生看似“不努力”的行为，可能也有老师一部分责任。“举个例子，有些老师的授课水平确实不高，也就导致学生选择自学，并将课上的时间用来做自己觉得更重要的事情……”

北京某高校硕士生王涛（化名）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学生当然有学生的问题，但有些老师也应该反思自己是不是足够关心学生。“至少在我身边，就有学生时常抱怨自己的导师忙于项目，根本不管学生的论文。”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一项调查，在大学的师生关系中，双方对彼此的期待是存在差异的，且这种差异在研究生阶段尤为明显。

做出这份调查的是英国考文垂大学研究员马杰。在国内期间，她曾针对国内高校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收集了超过4000份问卷，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询问受访者，其理想中的师生关系是什么样的。

在分别收集到师生的答案，并对其中关键词进行词云分析后，马杰发现，如果剔除师生双方对理想师生关系的共有关键词，“互相促进”“互利”等具有相互特征的词汇是导师眼中建构理想师生关系的关键话语。相比之下， “生活”一词则成为研究生眼中建构理想师生关系的关键词。

“这说明，导师更希望能与学生发展成一种教学相长、具有共同成长特征的关系。然而在研究生的眼中，师生关系似乎超越了专业与职业的定位，融入了更多对师生关系情缘的期许与追寻，其不仅希望师生能在学术上共同进步，还希望导师能更多地给予其学业乃至生活上的指导和帮助。”马杰说。

对于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彭湃表示完全可以理解。

“毕竟目前导师们的科研压力在持续增大，他们招入研究生，也希望其能在自己的科研中发挥一定作用，能自主解决问题。而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学生，依然将导师置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全能位置，但实际上，读研经常是师生共同探究未知问题，导师不一定能担纲这种全能角色。”他表示，正是有了这样的差异，才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导师觉得学生懒惰，学生抱怨导师冷漠”情况的发生。

对于马杰的这一结论，从学生的角度，李佩并不是十分认同。

“大部分学生的确希望老师能在学业上发挥一些主导作用，但在我的认知中，现在的学生似乎并不希望老师过多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老实说，如果师生在生活中走得过近，一些科研和学习之外的属于老师生活上的事情也可能需要我们负责呢。”她半开玩笑地说。

被泛化的职责

在老师们纷纷抱怨自己承担了太多责任的同时，也有部分学生担心教师让其承担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在彭湃看来，之所以产生这一局面，原因在于目前高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权责界定并不清晰。

以“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的规定为例，彭湃表示，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究竟该承担哪些具体责任、高校教育系统的内部人员（如班主任、辅导员等）的权责边界又该如何划分等，这些还是一笔“糊涂账”。在各高校纷纷贯彻“以学生为本”的理念的当下，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责任很容易被泛化，最终导致从“第一责任人”变为“唯一责任人”。

“总之，正是上述种种因素，导致高校以及公众拔高教师在人才培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一旦学生出现某些问题，相关教师也会在第一时间受到牵连。”彭湃说。

值得一提的是，也有学者表示，除了高校和公众外，拔高教师群体作用的，往往还包括教师自己。

哈尔滨工业大学组织与人力资源系副教授黄超就持这样的观点。受访时他直言，之所以部分大学教师产生“工作越来越难做”之感，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在于其职业发展本身出了问题。“更明确一些，是教师的职业认知和职业管控出现了偏差，两者之间的平衡没有做好，甚至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自我困扰。”

“这样说并无任何不尊重之意，恰恰相反，有上述困扰的老师往往都是尽职尽责的优秀老师，他们对教师的职业认知和期望也超出一般水平。”黄超说，但问题是，教师的基本职责既包括推动其服务的机构（大学）获得成功，也包括推动自己的学生获得成功，但不能强求每一位学生都要按照老师最高的要求，获得学业上的成功。

“换言之，‘帮助学生获得成功’是一个整体责任，出现某些个体性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对于某些研究生来说，考研本身便是其学习生涯的顶峰，他们读研的目的也只是想拿到一个文凭。在研究生阶段，他们已经将兴趣转向了后续的职业发展，可能对学业本身没有很高期望或投入。对此，外界所能发挥的激励或帮扶作用是有限的。”黄超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导师当然应该尽力帮助，但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学生的‘不长进’而背负过大的心理负担。”

黄超告诉记者，高校招生规模扩大，尤其是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后，大学生整体自律能力和学术兴趣下降几乎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一现象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都是存在的。在此情况下，对于某些存在一定性格缺陷的学生，教师既要解决其现在的学业问题，又要解决其性格问题，甚至要解决其整个思维方式问题，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这个角度说，教育从业者不应该将自己的责任过度泛化，我们只能立足于现行培养标准，尽最大努力做一些更能够取得成效的拓展性工作。”黄超表示，对于某些学生，教师一方面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力给予帮助，同时也要寻求其他力量的帮助。“比如求助于班主任、辅导员乃至校方，最终确保学生能有一个相对良好的结果。大学本身具有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教师要善于调动整体力量去帮助学生取得进步。”

末端解不了前端的难

对于黄超的说法，徐耀表示赞同，但也有自己的一些思考。

“学生在大学阶段的学习状态是其十几年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家庭以及学校教育影响的综合结果。作为教师，我们确实很难在短期内加以改变，适当调整心态也是没问题的。”但他同时提醒，教师不能因此便完全被动地“适应”学生，而是要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学会给学生“立规矩”。“彼此的职责要说清楚，该我做的事情我会做好，但该学生做的事情我绝不包办。”

彭湃也表示，在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有很多“丑话”是要说在前面的，以防学生如同高中一样，对教师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在这方面，学校的入学教育也很重要。”

然而，对于李东风在博文中所提到的某些情况，仅靠立规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加以改变呢？至少在徐耀看来，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那些现象背后，反映的是国内教育系统整体存在的某些问题。”徐耀表示，目前，学生从小学到高中，老师关注的往往只是分数，并不关注其学习的实际效果。这就造成学生只关心表面的分数，不关注学习的实质。但至大学阶段，学生的任务忽然从被动学习转为主动探索，很多学生都难以转变过来。“其结果便是学生痛苦，老师更痛苦。”

此前曾有学者表示，目前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在于国内高校并没有施行严格的研究生淘汰制，这导致学生并不担心自己不能毕业，教师却因为要保证所谓“毕业率”而费尽心思，由此造成后者的职业倦怠。但徐耀指出，对研究生而言，国外高校所施行的其实是“分流制”，而非简单的淘汰制。

“具体来说，对于难以达到毕业要求的研究生，国外是有成熟的分流渠道的，并不是简单地将其淘汰。然而目前国内要实行类似的制度，不管是本身的制度建设还是配套服务体系，甚至社会认知层面都难以达到要求。”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施行所谓“淘汰制”，可能会带来更多问题。

当然，在采访中也有学者表示，虽然受客观条件限制，淘汰制不应匆忙施行，但现阶段适当提升高校学生的毕业门槛，增加一定的学习压力，还是非常必要的。

在徐耀看来，目前高校学生培养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单靠高等教育自身是无法彻底改变的。“高等教育已经是整个教育系统的末端环节，而我们有些问题是出在前端的，靠调整末端解决前端问题并不现实。”在他看来，有关部门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此类问题，2021年以来在国内开展的“双减”工作，就可以看作是“前端调整”的一种尝试。“我们常说，10年一代人，通过现在的调整，我们希望能在10年后看到效果。”徐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