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现代大学制度，就没有真正的一流大学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2022年，南方科技大学获批创立10周年。10年前，教育部官网发布《教育部关于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的通知》，这所引人关注的大学经过5年筹办获得了“准生证”。

此后，南科大发展迅速，目前已经在国内高等教育领域占据了重要位置，从去年发布的两个榜单可见一斑：去年4月软科发布的2021中国大学排名中“双非”高校的南科大名列国内高校第41名；去年9月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2022年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榜单中，南科大更是超越众多老牌大学位列国内高校第九。

短短10年便取得如此成绩，南科大发展的“加速度”之快，对当下正在进行的一流大学建设启示良多。

如果回溯得更早，中国高校中出现类似情况的还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在很短时间就进入全国和世界知名大学行列。如果再往前追溯，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所进行的改革，开启了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此后，1917至1920年的北京大学、1920至1926年的东南大学、1927至1937年的清华大学以及西南联大都有过快速发展的历程。

将上述大学的这些时段做更加深入、完整的分析，不难发现，它们的快速发展有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政策等多方面的因素，同时，不同学校间也有着明显不同的原因。但是，它们却都有一个相同的决定性因素，那就是在相关时段，都建立并有效实行了现代大学制度——或许当时没有使用这个名词，但其实质却是一样的，即学校规章制度为学人在办学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有效保障。

朱清时在被确认为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后，为了能够确保办学自主权，曾于2009年4月16日给深圳市委市政府写了一封长信，提出了办学的具体建议。首条就是依据《高等教育法》办学，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进一步完善《南方科技大学章程》，并报市人大审议批准，以立法的形式，充分保障南科大的办学自主权”。

这封相当于“办学宣言”的信，在经过深圳市政府和市委常委会的讨论后，几乎照单全收予以通过，并以《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南方科技大学（筹）创校校长有关事宜的意见》的形式印发。2011年6月8日，深圳市政府发布对南科大管理效力最高的第231号令公布《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在总则部分强调，制定该办法的目的是“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在南科大此后的办学过程中，《意见》基本得到了遵循。

2015年3月，陈十一出任南科大第二任校长。在宣布任命仪式上，他重点强调要进一步建设完善南科大现代大学制度，并肯定前任“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我们接下来要在这些基础上，进一步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办学实际，借鉴国际同行的标准与规律，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教授治学、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大学制度，构建起以学术为导向的大学治理体系。”

正是这种对基础的坚守，才使得南科大因实行现代大学制度而获得快速发展，办学层次快速提升，师资规模与机构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学术人才异军突起，国际竞争力飙升。

近年来，一方面，在一流大学的建设中，有些大学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关注度降低了，全力以赴争抢项目，增加经费投入，捞取政策红利，争抢在国际或国内的排位，但没有将杰出人才培养和重大科学探索放在眼中，忽视、模糊了“制度建设才是百余年来人类大学发展最为关键的决定因素”这一基本事实；另一方面，西湖大学以及一些中外合办大学正看准并利用现代大学制度的增值效应，为现代大学制度建立进行多种形态的探索。

不能正视、重视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是由于存在主观和客观障碍。检视历史与实证调查显示，对于学人个体而言，官本位意识强于科学精神；对群体而言，法治效能在现实中受限于人治；在目的上，实用、功利超越了对真理的探索。若不能尽早改善，这种状况势将延误真正的一流大学在中国产生的良好时机。

回顾历史，中国多次出现过曾经办得很好的大学走向平庸的例证。南科大以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为使命，它的十年的快速发展是这种探索的勇气和智慧所带来的。在中国法治尚不够健全、尚未建立健全的现代大学制度的外在环境里，南科大或其他大学的办学实践探索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