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院士：评判学术不端，责任和能力要分清

要点速览

● 有统计表明，撤稿的文章中，约50%-60%可能是学术不端行为引起的。

●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文献中的每一句话都被认为是可重复的、具有记录性意义的科学表述，后人是基于这个结果进一步研究的。

● 中国的撤稿高峰在2010年左右，目前在撤稿率上呈下降趋势，但还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 如果出现学术不端，责任是谁的？一般来讲是作者的，正所谓“文责自负”。

● 我们将中国本土期刊往国际数据库推荐的时候，主要容易受质疑的是，很多本土期刊缺乏相应伦理条款或伦理声明。

近年来，在科研领域，撤稿、数据图片误用、诚信失范事件时有发生，其中不乏著名高校和教授。

这不禁让人疑惑，我国的科研诚信问题越来越多了吗？此外，出现学术不端，除作者外，是否也是期刊编辑和审稿人的失职？如何保证科研诚信、营造良好学术环境？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杨卫。

杨卫

学术不端是特定时期的发展问题，不光中国有

《中国科学报》：当一篇论文发表后出现问题，学术期刊通常会采取哪些处理方式？

杨卫：

学术期刊进行更正、勘误、撤稿，都是常见现象。更正是指作者已发表的论文中，有某一部分的内容、个别地方等，经后来研究判断存在问题，需要改进或调整；勘误一般是期刊的出版者校正字句错误。

撤稿则是，发现某篇论文主体或主要结论出现问题，属于整体性的举措。又有主动撤稿和被动撤稿之分。

主动撤稿是作者发现论文出现问题后向期刊申请，也可能是“诚实的错误”（honest mistake）。被动撤稿，是期刊在刊出该文后，由于举报等原因，发现有学术不端或结论不能成立而采取的措施。有统计表明，撤稿的文章中，约50%-60%可能是学术不端行为引起的。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文献中的每一句话都被认为是可重复的、具有记录性意义的科学表述，后人是基于这个结果进一步研究的。

这就好像砌墙一样，墙的每一块砖都要比较牢靠，后人才能不断地砌上新的砖，一旦中间出现了不牢靠的地方，就要把这块砖拿掉。所以撤稿的性质要看期刊对该撤稿事件的具体说明，并不是只要撤稿就是学术不端。

《中国科学报》：近些年，国内科研诚信失范事件似乎越来越多。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真的更严重吗？

杨卫：

近些年的学术不端现象并没有比以前更严重，而是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检测手段越来越高明，更多的学术不端行为被检测出来了。以前检测精确度不高，有些东西能够被掩盖，现在更容易查出来。

这种现象不光中国有，哪个国家都有。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处于转型期时，撤稿现象较多。

日本在世纪之交，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在20世纪70、80年代，英国更早一些，在20世纪50、60年代，这段时期撤稿都比较严重。中国的撤稿高峰在2010年左右，目前在撤稿率上呈下降趋势，但还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当整个国家到了平稳发展期，这种情况就会减少。近年来，我国科学研究的发展速度比较快，从以前很少往国际期刊投稿，到后来大量往国际期刊投稿，现在已经成为第一大投稿国。这个转型的过程很短，就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

当国家处于快速发展期，学术研究也在一个快速学习、发展过程中时，有些科研人员会遵守规则，有些会漠视规则、忽视科研诚信。当渡过这段时期，到了比较平稳的发展阶段，原本破坏规则的人发现代价太大，还不如老实点、遵守规则，慢慢地就稳定下来了。

评判学术不端，责任和能力要分清

《中国科学报》：出现学术不端，除作者外，是否也是期刊编辑和审稿人的失职？

杨卫：

这里要分清两个问题，一是责任，二是能力。

如果出现学术不端，责任是谁的？一般来讲是作者的，正所谓“文责自负”。而对于期刊的编辑和审稿人，在审稿、刊登过程中没有发现学术不端的现象，一般来说都不是蓄意的，可能是由于能力不够。

这个能力包括整个出版平台、期刊审稿系统的能力，比如能不能查重、重合率多少、够不够精准。对于较大的出版社，编辑通过相似性核查系统，一般能得到两个指标：一是和现有已经发表文献的重复率，一般认为超过30%就有“沿袭”的嫌疑而不予考虑；二是这篇论文和以前著者被退稿文章的重复率。根据这两个指标，编辑可以选择拒绝或进行下一步审核。

期刊编辑不可能看遍所有的文章。他们未能发现某些学术不端行为，也是情有可原的。当然也有一些特殊情况。

审稿人也是一样，审稿过程中，系统也会进行相似度提示，此外他根据自己的研究经历、阅读文献经历，也能够判断是否存在学术不端的行为。

整个编辑审稿的过程，是对期刊编辑和审稿人能力的衡量。但是也不能说，某篇文章没发现重复或数据失配等问题，就是因为他们能力不够。有可能的话，所有的期刊和审稿人都会不断提升自己能力的。

《中国科学报》：那在什么情况下，期刊编辑和审稿人也有一定责任？

杨卫：

比如他们明明知道存在重复、收到了系统的提示，但不指出来，可能是忘了或其他原因，就要负一定的责任，但是主要责任始终都是作者的。

再比如，投稿人是编辑或审稿人的关系户，不按照正常审稿过程来、不认真审核就给过，或者编辑收了较高的稿费或版面费，或者为了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要求论文的作者必须引用本期刊发表的论文，或者两个期刊互相引用等等，都属于学术不端。

还有一种情况，审稿人在审稿过程中，写出了反对意见，但把与所审内容类似的东西拿去发表、或拿去申请项目，相当于剽窃了别人的成果，这也是学术不端。

审稿人也有可能拖稿，一拖好几年，但有时候他向投稿人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也是很有道理的。他的研究也卡在了同一个地方，就会想知道投稿人是如何克服的，这种情况不完全算是学术不端。审稿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有多个审稿人审同一篇稿子，以避免这种情况。

审稿人的责任很难说，他们大部分是为科学界做服务的，难道因为这个服务不是100%的完美，就要去惩罚他们吗？这对于整个学术团体是很不利的。一般来讲，如果审稿人总是发现不了问题、审稿质量不高，以后可以不再选他为审稿人。

《中国科学报》：上述这些情况，该如何规避？

杨卫：

给审稿人规定审稿期限，否则就更换审稿人。

还有一种做法是公开审稿，但目前大部分期刊还没有接受这种方式。公开审稿是一把双刃剑，一般来说，匿名审稿时，审稿人可以写出很直接、尖锐的意见。公开审稿后，审稿人的话往往变得绵里藏针，意见往往模棱两可。

如果作者和审稿人都是实名的，二者很可能互相认识，审稿人给意见的时候就会比较顾忌。不光是国人，国际学术界上也是如此。

期刊伦理不容忽视

《中国科学报》：要保证科研诚信、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期刊应该如何做？

杨卫：

不断提高期刊的能力，通过技术、流程手段判断是否有剽窃、一稿多投等行为。

学术期刊有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像咱们本土的期刊，上个世纪50、60年代时，有些文章连参考文献都没有，哪个图哪段文字是别人的，有些也没有标注出处，在2000年的时候还有一些期刊可以中英文两发，现在已经规范了许多。

目前，像数据的错误，期刊编辑能一眼看出来的往往是特别不靠谱的，其他的他们很难判断出来，只有专家能够判断。在开放数据的基本架构中，科学数据按照其置信度或可重复率分为9级。

即使是小同行的专家，有时候也需要重复工作才能判断出来准确与否。比如你做了一个实验，电阻是500Ω，期刊编辑很难判断是多了还是少了，专家也只能先信任你，但后人在重复这项实验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不是500Ω，而是578Ω，那么你数据的准确性就有了问题。数据的可信度是随着不断检验而提高的，第一次发表的时候，可以允许有一定的不准确度区间。

《中国科学报》：您还有哪些建议呢？

杨卫：

我国现在的不少科技期刊，还缺乏对期刊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我们将中国本土期刊往国际数据库推荐的时候，主要容易受质疑的是，很多本土期刊缺乏相应伦理条款或伦理声明。最近一两年，大家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国际上对期刊伦理的要求也在不断改进。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简称COPE，有一个“16点透明原则”，包括期刊网站、期刊名称、审稿流程、期刊的运营机构、期刊管理、期刊编辑/联系方式、版权与许可、向作者收取的费用、学术不端举报的处理流程、学术道德、出版周期、如何获取期刊论文、期刊存储、期刊盈利渠道、广告、期刊宣传，每一项都有细化的规范，要求所有的期刊都遵守。咱们现在有些期刊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应不断提高伦理规范。

COPE在2017年11月推出了新的核心实践，详细阐述了期刊和出版商需要达到出版伦理标准的政策和实践。

同时，就十个方面给出了明确指南和学习资源，帮助相关机构了解并避免道德问题：对不当行为的指控、作者和贡献者身份、利益冲突、投诉和申诉、数据与再现性、道德监督、知识产权、期刊管理、同行评审流程和发布后更正，旨在帮助期刊、出版商、研究机构和投资人等多方共同努力维护和促进学术诚信。这也应是我国很多科技期刊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