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2年即被SCI收录、影响因子5年内从3到6、备受院士团队青睐、文章被引量频频出彩……
以上是Photonics Research(下称《光子学研究》)创刊8年来的部分成绩。不过,对办刊者而言,影响因子和被引量绝不是唯一要追求的指标,最令他们有成就感的事,也远不止于此。
“光子”1905年被发现,直到1927年才被正式命名。与传统学科比,光子学更像个小孩。在《光子学研究》创刊主编、北京大学教授周治平看来,光子学年轻、有前途,创办《光子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学科发展服务。
“很多已经卸任的编委,会觉得这是一本真正为用户服务的刊。”期刊出版方、中国激光杂志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杨蕾表示。
“不辜负读者。”期刊现任主编、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杨兰告诉《中国科学报》,这是期刊坚持的理念之一,除了保持文章品质、扩大影响力,《光子学研究》还有更多发展空间。
“培养氛围”“真正为用户服务”“不负读者”……因为这些共同的愿景,一群真性情的人聚到了一起。
主编不挂虚名
光的本质为何物?人们对光子的研究越深入,这个疑问就越可能有答案。光子作为基本粒子,既可以是信息载体,也可以是能量载体。过去数十年,超快激光、光存储、光通信等新成果不断涌现,光子学领域发展迅速。此时更需有好期刊、好平台介绍前沿动态,托起学科发展。
但十年前,国际上以光子学为重心的学术期刊屈指可数,国内的办刊风气也很保守——不同研究单位各自为营,一个单位一本刊,影响力很有限,学科间交流也不顺畅。“当时在学术研究上,不同单位大多是各做各的,真正的学科交叉的部分,没有人去管。”周治平回忆。
2011年,在上海的杨蕾找到已从美国全职回北大的周治平,希望在光子学领域办一本新刊,打破僵局。
“我希望办刊不要只面向一个所,而是面向全体人员,面向中国甚至世界。”周治平直言,一本独立的纯学术刊物需要编委会保持国际化,更需要主编全身心投入,不挂虚名。
中国激光杂志社隶属于中科院上海光机所,按惯例,会由所长出任新刊主编或名誉主编,但所长身兼学术和行政事务,主编工作往往由执行主编或副主编代劳。为此,杨蕾和时任上海光机所所长李儒新见了一面。
“所长非常大度”,杨蕾回忆,李儒新得知他们要打造办刊新模式,爽快地同意让出主编一职。他表示,将给予办刊充分的发展空间,鼓励更广泛的交流。
感受到一众人马的办刊热情,李儒新对杨蕾说:“行,那就听你的。”
旧刊不出挑,为何还要办新刊?
为了扩大《光子学研究》的影响力,杨蕾等人向美国光学学会(OSA)发起了合作办刊的邀请。OSA成立于1916年,是光学领域的权威国际组织。面对邀请,OSA的CEO向杨蕾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你们旧刊都没办好,为什么还要办新刊?”
诚然,彼时中国激光杂志社刚刚起步。杨蕾明白,他们得“秀出自己的肌肉”。
2012年上海光博会上,中国激光杂志社与OSA合办了一场论文写作分享会,这场人气爆棚的活动让OSA对杂志社的组织力刮目相看,也更意识到本土化办刊的重要性。此后,双方达成意向,中国激光杂志社成为OSA在中国的唯一出版合作伙伴。
2012年,《光子学研究》开始组建编委会,周治平精心挑选并邀请了7位业内专家,一支“指哪打哪”的队伍蓄势待发。
《光子学研究》如今是Q1区期刊,影响因子6.099,但当时,《光子学研究》是一本还未获得影响因子的新刊,前两期文章主要靠邀约。周治平约稿时,要针对不同人的研究方向写上几十封邀请邮件,结果往往石沉大海。
“好文章都要靠找。”周治平明白,为此,他三番五次地找业内大牛、美国科学院及工程院院士大卫·米勒(David Miller)约稿。
米勒为周治平的诚意打动,他向《光子学研究》发来一篇关于通用线性光学组件的文章,研究中的新颖观点对大规模矩阵设计很有帮助。不仅如此,米勒提出的优化方法颇有承上启下的意味,传统或新兴光电元器件都能适用。
最终,这项研究成为《光子学研究》2013年的开篇之作,如今被引量已达127次。
不错失、不破例
这些年来,《光子学研究》从中国科协的D类计划起步,后又入选卓越行动计划重点期刊项目。从双月刊变成月刊、一年投稿量过千。但编委会“找文章”的传统还在延续。
2019年夏天,一篇登上《光子学研究》封面的论文,就是杨兰“找”来的。论文介绍了一种集成了光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玻璃,无需耗电即可识别手写数字。
文章发表前,通讯作者、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副教授喻宗夫曾小范围地介绍这项工作。彼时杨兰也在同一场报告会上,听罢这项工作,杨兰向喻宗夫建议:“这篇文章的创新点是把深度学习和光子学研究结合,你应该把稿子投到《光子学研究》来。”
文章发表后,国内外多家媒体纷纷报道转载,喻宗夫所在的课题组也开始主动向《光子学研究》投稿。“优秀的工作成全好的期刊,作为平台的我们用心宣传好工作,这就是双赢。”杨兰总结。
其实,编委会早在创刊时就达成一致:期刊视野不仅仅要聚焦于光子,还应关注光电研究。不仅要关注技术的应用价值,还要鼓励基础前沿研究。
也正因此,接到杨兰的邀请时,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尤里·基夫沙尔(Yuri Kivshar)欣然同意成为《光子学研究》编委。
基夫沙尔是非线性光物理的领军人物,他表示这份邀请“非常吸引人”,因为与业内其他期刊相比,《光子学研究》的关注范围更广。
而且,基夫沙尔提到,与十几年前相比,“中国科研的整体质量在飞速前进”,他希望借此机会了解更多来自中国的研究。
正因这种视野上的前瞻与敏锐,《光子学研究》与不少中国学者脱颖而出。
2019年2月,《科学》和《光子学研究》先后发表了两个独立课题组关于超对称激光阵列的研究论文,可谓领域内的重磅成果。《科学》上的研究来自中佛罗里达大学,《光子学研究》上的一文则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冯亮等人完成。
实际上,冯亮团队的工作从投稿到上线仅用了不到10天。
“这项研究把基础物理中的超对称概念与光子学器件——微腔结合,是一项非常创新的成果。”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光子学研究》编委肖云峰告诉《中国科学报》。“为了证明工作的独立和原创性,抢第一很重要,这篇文章有足够的理由值得我们加快,但绝不能破例”,杨兰得知稿件投来后,迅速联系了其他编委和审稿人,确保流程在合规前提下加速。
最终,冯亮等人的研究上线时,与前一篇研究的发表时间相差不过一周。
不冲着影响因子去
杨兰曾注意到,美国科学院院士约翰·鲍尔(John Bowers)团队从2015年至今曾6次在《光子学研究》刊文。“我们成功吸引了科学家”,在她看来,期刊口碑不单靠好文章,还要打响知名度。
杨蕾告诉《中国科学报》,每逢重大学术会议,期刊编辑部都会抓住机会“摆摊”,将同行一个个“拽过来介绍”。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魏志义就是这样被“拽着”认识了《光子学研究》,他在一次会议间隙翻了翻期刊,有了不错的印象。之后数年,魏志义课题组与超快激光有关的研究,不少都发在了《光子学研究》上。
魏志义表示,超快激光是很有创新性的研究方向,而对于领域内有特色的期刊,即便影响因子不是最高,他也愿意投稿。“我想很多《光子学研究》的作者也不一定是冲着影响因子去的。”在魏志义看来,不同期刊各有侧重点,他更看重期刊能否维持自身特色。
“影响因子是衡量期刊的一个参考指标,但不能做绝对的标准。”杨兰曾和《光子学研究》副主编、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宁存政讨论过一个现象:在光子学和材料学的交叉领域,一些所谓的成果仅仅来自于一个结构或参数的改变,但受材料学学科特性影响,更可能变成高被引文章。
“《光子学研究》的来稿量在逐年增加,我们不可能只要求文章的结果正确”,杨兰坦言,办期刊,高质量的标准一定要坚持住,“它必须是对这个领域重要的新结果,读完文章要有收获,能受启发”。
“声誉很重要,办刊一定是服务这个领域,文章的发表一定要促进同行的交流。”肖云峰强调。
成长恰逢其时
周治平办公室里的物件不多,但有个相框一直摆着。卸任主编时,OSA将《光子学研究》的封面和他的照片装在相框里作为礼物,颇具意义。
在周治平眼中,《光子学研究》也很特别,这本期刊的目的之一,就是发现相关热点、引领研究方向,“让学术氛围越来越高”,而在这种氛围中,研究者的素质能得到锻炼。
在肖云峰看来,氛围正在形成,更多的中国学者愿意在中国期刊上发论文。“中国的光子学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跟国际同行做很好的对话。”
肖云峰和杨兰的共同研究方向是微腔。利用这直径比一根发丝还小的光子学元器件,研究者不但能一探基础物理概念的究竟,还能赋予其性能超绝的功用——这与《光子学研究》兼顾前沿与应用的定位不谋而合。
对杨兰而言,不论是微腔这一研究方向,还是《光子学研究》这本期刊,它们都充满希望。迄今为止,优质光学期刊的发文总量仍不能满足当前好文章的需求,
因此,“多一个高品质的期刊,对整个领域来说都非常有意义”,她表示。
如今,《光子学研究》已经成为杨兰生活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她还在高校任教、是3个孩子的母亲。感觉累、压力大时,杨兰会唱一唱歌,将情绪调动起来再去工作。她很认同一个观点:一个人做事不论胜算,“只要值得,我就尽力去做”。
“科学要有生命力,一定要吸引年轻力量进入新的领域”,杨兰表示,待期刊口碑再上台阶,要更好地宣传科学家的工作、吸引更多读者以达教育目的。接下来,她还要和许多人一道努力,保持《光子学研究》的高水准。
期刊简介:
《光子学研究(英文)》(Photonics Research)创刊于2013年,主办方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出版方为中国激光杂志社和美国光学学会。期刊专注于报道光学和光子学的基础和应用研究进展,方向涵盖激光器与激光光学、微纳光子学、硅基光电子学、光学材料、量子光学等。2020年科睿唯安公布的期刊引证报告中,《光子学研究》影响因子为6.099,位于Q1区,在97种光学期刊中排名第10。期刊现任主编为华盛顿大学教授杨兰,副主编为清华大学教授宁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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