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省域高教圈，“广东”多年来都是一个被频繁提及的“热词”。尤其是近几年，从豪掷百亿元支持 “双一流”建设，到投巨资发展湾区高等教育，广东都给人一种在高教领域“一掷千金”的“土豪”感。

曾有媒体统计，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国内各地筹建的新大学中，有十几所都来自广东。在1月13日召开的2021年广东省教育工作会议上，该省再次提出今年将有11所新建高校（校区）建成招生。

在大力建设省内高等教育的同时，广东也在吸引着大量国内高校优秀毕业生向其聚集。2019年，广东已经连续三年成为清华、北大毕业生的京外首选就业地。至2020年，该现象更是在全国大面积蔓延，广东已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就业除本省份外的第二选择，以至于有人发出了“全国名校都在给广东培养大学生”的感慨。

以上种种现象表明，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日益雄厚，广东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正在迅速提升。然而，广东高等教育的崛起是否如有些人所言，仅仅是因为其“有钱”呢？除了经济因素外，是否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因素在支持着该省高等教育的发展？

就此，《中国科学报》专访了长期关注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光礼。

知识经济时代，高教是一种“经济现象”

《中国科学报》：在全国都在“为广东培养人才”的大背景下，广东却还在大力建设本省高等教育，您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周光礼：需要澄清一点，全国“为广东培养人才”的现象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事实上，早在10年前，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广东地方政府认为本省是没有必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因为全国人才都会在经济因素的驱动下汇聚过来。事实也的确如此，这种模式曾长期支持广东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然而就在约10年前，这一状况发生了改变。

彼时，我国的改革开放开始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和西部推进，各地方政府也都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并开始有意识地留住人才。也恰在此时，广东开始了自身的产业转型升级，但他们突然发现，理工科方面的人才在该省出现了巨大缺口。广东省的摸底调查显示，在全国工科目录的专业中，当时在广东设点的只有51%，而在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方面，该省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广东已经成为经济与高等教育最为脱节的省份之一。

2009年以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广东省内传统的劳动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出现产能过剩，必须要发展高端制造业。这进一步加剧了该省对优秀人才的渴求。广东在此后的几年中，开始反思并着手改变此前的高等教育发展策略。至2015年9月，广东在全国率先启动省内“双一流”计划，宣布投资50亿元建设省内“双一流”高校，随后又追加80亿元建设广东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由此，广东在持续吸引外地高素质人才的基础上，也迈出了大力发展本地区高等教育的步伐。

《中国科学报》：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目前广东对于本土高等教育的重视和发展，其实是在“补短板”？

周光礼：广东之所以能抓住这次高等教育发展的机会，其原因就在于伴随着省内产业政策的变化，其高等教育政策也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由以前轻视本地高等教育，倚重外来输血，转向将本省高等教育与本地区经济发展进行高水平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的确可以视作“补短板”。

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在创新驱动发展时代，高等教育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现象。说得再直白些，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形态是以科技密集型和创新密集型产业为主，那么其教育与经济的联系将变得十分紧密。甚至可以说，没有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就不会有一流的创新型经济体系。

高教体系须满足区域经济发展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广东为了发展高等教育不惜一掷千金。此做法背后依靠的是其强大的省域经济实力。然而，对于不具备这一实力的其他省份而言，广东的做法是否就不具有可借鉴性？

周光礼：不能这样说。广东发展本省高等教育的整体布局是很值得其他地区借鉴的。

简单来说，近年来广东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巨额投入可以概括为“冲、补、强”三个字。其中，“冲”是指冲一流，即保证省内被纳入国家“双一流”建设的5所高校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具有卓越的办学水准。

“补”是指补短板。广东省高等教育体系整体不太发达，地区分布更不均衡，其粤东、粤北、粤西的很多地级市连一所本科高校都没有。补短板就是将地方“双一流”的资金引向上述地区，使省域内高等教育分布更加均衡。

“强”是指强特色。广东还有一些特色突出的高水平院校，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强特色即加强对此类高校的支持，使它们立足自身、进一步办出特色。

广东对省内高校的这种划分，对其他省份建立区域高等教育体系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要知道，这种体系划分其实与美国加州上世纪60年代高等教育规划是十分类似的。作为目前世界范围内最为成功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美国加州将其域内高校划分为三个子体系，即加州大学系统、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加州社区大学系统，分别对应顶尖的研究型高校、教学型本科院校以及社区学院等不同层次。这一划分很好地满足了加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广东的做法与此有很多共同之处。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国内其他省份是否也应该对其域内高校进行一定程度的划分？

周光礼：在经济学界有种说法，叫“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也就是说在我国，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存在四个不同的区域，即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东部沿海开放地带、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这四个不同“世界”的产业形态格局各异，其对应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也应该是不同的。因此，对于每一个省份来说，打造满足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都是“十四五”期间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这方面，广东省也做出了比较好的示范。正如前面所说，该省目前缺乏优秀的理工学科人才。所以广东省内以文科为主的传统高校，如韶关学院、嘉应学院、岭南师范学院等，目前都在进行学科调整，大力发展理工学科，向理工院校转型。这种转型是与广东经济产业发展需要高度匹配的。

然而，我们在西部地区却很少能看到一所大学根据当地产业形态调整自身的学科布局。类似的做法目前只在东部的广东、江苏、浙江一带出现，这点值得我们注意。

敢于迈出第一步

《中国科学报》：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目前国内人才流动日益频繁，但广东省大力发展本地高等教育的做法，似乎有违这种趋势。对此，您怎么看？

周光礼：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才流动，主要指的是少数的高端人才。此类人才的流动，往往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此就造成了一种国内人才流动愈加频繁的观感。

然而，某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最需要的恰恰是那些数量庞大的中低端技术技能型人才。这种人才作为我国稳定全球产业链的“压舱石”，只能本土培养，是“流”不动的。我们无法想象企业像引进高层次人才那样，去引进一个基层技术人员；同时，外地高校培养的人才是否符合当地企业的需求，也是一个未知数。而这也是目前广东大力发展本地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背景。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广东近年来大力发展本地高等教育的做法，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周光礼：面向未来，我们不但需要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还需要发展长江经济带、京津冀高科技产业群……而这些区域增长极的发展面对的问题往往并不是资金缺乏，而是思想观念是否足够开放、是否有足够的开拓精神。

广东高等教育崛起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在于当出现了一定的政策空间后，相关地方部门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迎难而上，主动抓住机会，而不是禁锢于原有的观念和做法，不敢迈出第一步。说得更直白一些，对于国家政策，地方政府究竟是采取“法不禁止皆自由”，还是固守“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