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知梅

2012年，作为中国推行医疗改革的一个先行试点，香港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合作建设了一家有着2000张床位的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以下简称港大医院）。

华裔医生朱知梅，1954年出生于上海，1957年随父母到香港，1980年在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完成实习医生训练后，在英国行医32年，成为一名血液科顾问医生，任职皇家利物浦医院医务总监。2012年接受港大医院邀请回中国担任该院大内科主任。

“缘分太奇妙了！我从出生的地方走了一整圈，又回到开始的地方。”“可能上天安排我用32年在英国学东西，为服务中国作准备吧！”除了32年的专业准备，决定接受这一人生中重大挑战的朱知梅，开始学习普通话，此前他只能听得懂一点普通话。“在中国行医诊症，不会说普通话是对患者的不尊重。”

朱知梅规定自己每天看CCTV，CCTV有新闻、有关于医疗的电视剧，而且所有节目都有中文字幕。他约在英国做科研的中国医生朋友每周吃一次饭，交换扮演医生和患者问答。

朱知梅给自己草拟了一份“该做”及“不该做”清单。比如，不要问：“为什么你们在中国这样做，我们在英国不是这样做的？”因为这样说话太自以为是，不能做没有事实根据的假设性评论。比如，上任时不带任何助手，从零开始在港大医院组建团队。因为这样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可以建立一支真诚开放的团队。

8年后，朱知梅的血液科团队已有11名医生，此前他们互不相识。“血液科医疗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流失率一直是零。他们有的本来可以转往其他机构升职加薪，但他们却选择留下。你说，这算不算他们认同我的工作的最佳证明呢？”朱知梅笑着问记者。

8年工作的得与思，当然不止于此。2020年，朱知梅写了《我在中国当医生》一书，诉说他作为一名在西方国家受训的医生自2012年起在中国行医所获得的真实的感受，他剖析中国与西方医疗制度的异同，并对中国医疗的未来发展作出思考与展望。

《我在中国当医生》，[英]朱知梅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2月出版，定价：58元

《中国科学报》：什么原因促使您写这样一本书？

朱知梅：我写这本书首先是想对中国老百姓、对深圳政府有一个交代。建港大医院，深圳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付出了很大代价。这8年改革效果如何？港大医院网站上有一些官方报道和数据，但从个体角度对医院进行全面性总结和评估的还没有。其次，这本书对我和我的家人也是一个交代，这8年是我人生中最富挑战性也最有意义的一个阶段。

我的中文不好，原著是用英文写的，但这本书是要给中国人看的，为了尊重，我和我的朋友把它翻译成了中文。

英文版在英国也出版了。海外华人、关心中国发展的人，应该会有兴趣了解。这本书从港大医院出发试图对中国医疗系统进行全方面、客观的检视，写了海外所不了解的中国医疗的进步，也写了我认为的中国医疗改革还有哪些需要做得更好的方面，算是抛砖引玉吧。

《中国科学报》：海外所不了解的中国医疗的进步有哪些？

朱知梅：海外可能只知道医疗水平美国好、德国好、英国好，中国好不好并不知道。回中国这8年多我感受到中国医疗科研水平非常不错，举个例子，我是血液科的，在英国，有时需要给病人查几个比较重要的基因，看白血病风险的高低，我到中国后发现这里可以筛查很多基因。

中国医生的临床专业水平很高，特别是大型三甲医院的医生，他们有机会接触大量且各种各样的、具有挑战性和临床价值的病例。他们不但掌握最先进的医学知识，同时熟悉最新的国际及国家指引，他们的业务能力如外科手术或医疗程序技能等，与世界其他大国相比不遑多让，包括美国、英国及欧洲各国。

中国医院的效率也非常高，在英国等候专科医生诊症，往往需要数星期甚至数月，从来不会少于两天。在中国，比如到港大医院求诊，患者可以用网站、电话、小程序预约，这种做法跟去电影院看电影一样，让患者按照自己选择的时间和方式看医生，轮候时间一般不超过两天，这样的服务在许多发达国家简直闻所未闻。

《中国科学报》：您在书中赞誉的中国的医疗进步，不仅可能海外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也可能“身在福中不知福”。

朱知梅：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佐证，我的妈妈5年前90岁的时候，需要做手术，她有权享用香港公立医院的免费医疗，但我选择自付医疗费用在港大医院就医，如果不信任中国的医院我不会做这样的选择。

《中国科学报》：中国的医疗改革有哪些是需要继续做好的？

朱知梅：中国的医疗水平很高，和英国差别不大，但英国国家小，整个国家人口没有广东省多，医疗服务全部由国家资助，所以医院与医院的差距小。但中国地域太大，发展不平衡，医院与医院的水平有差距，所以病人都想要到三甲医院去看病，这就产生了矛盾。

实际上人生病百分之八十都不是疑难杂症，大部分是糖尿病、血压高、呼吸道感染、胃溃疡、偏头疼这类，不需要最高水平的医生去处理。就像肚子饿了，你不需要到最高级的餐厅去吃饭，因为首先你要花很多钱，其次你要等很久。

《中国科学报》：那如何解决全国人民都想到三甲医院看病的矛盾？

朱知梅：发展全科。在英国有家庭医生，英国的家庭医生对一个家庭有多年跟进，家里的大事小情他都了解。比如我们一家三口，我的睡眠不好、血压高，我儿子什么时候需要打疫苗，他都知道，他可以根据情况给你开药，或者给你转诊到专科。家庭医生就是为英国医疗“守门”的。全科医生有点类似家庭医生，可以提高效率，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要找专科看病。

全科医生是交通信号灯，指引病人如何走下一步，遇到问题也不会误诊。比如有病人头晕，在全科求诊可能发现他贫血，就直接给他开药治疗；也可能发现他白细胞高，就可以跟专科血液科联系，如果有问题，可以当天转诊到专科。

2012年港大医院建立时，就设立了全科门诊服务，港大医院全科的背后有医院所有专科的支持。令人欣慰的是，这8年来，港大医院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全科医生，同时老百姓对港大医院“先全科、后专科”的行医模式也比较习惯和认同了。

发展全科这条路很长，不仅要培养全科医生，还要培养患者的就医习惯。医生的行医方式跟患者的就医模式是相向而行的，单方面努力不可能实现。

《中国科学报》：现在中国的医患存在一些矛盾，您怎么看？

朱知梅：造成医患矛盾突出有几方面的原因：消费主义心态、网上信息泛滥、医疗失误和医患之间沟通不足等。我认为医患充分沟通是最容易也最经济的解决方法。

比如我们血液科有白血病患者要做移植，风险非常大，有可能会失去性命，就必须事前进行充分的沟通。一开始我的同事认为沟通太浪费时间，但你要知道沟通好了会减少日后很多麻烦。我通常会另外约一个时间，在5点下班后跟患者、家属以及护士开一个会，花35~40分钟把情况讲清楚，让患者和家属真正做到知情同意。

这些年来我们科室同事越来越重视跟患者的谈话，我看到自己的坚持能慢慢影响身边的人很高兴，就像中国有句话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对同事的要求和其他医院的可能不太一样，我不要求他们课题多、看病人多、发文章多，因为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这里多，别的地方势必就少。我对他们的要求只有两个：第一，对患者好；第二，在港大医院做事开心。

《中国科学报》：怎么样是对患者好？

朱知梅：首先要把自己跟患者放在同一个地位，要时刻记住你们是平等的；其次要有同理心，患者想到的问题你要先想到，要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给他们很好的解释和安慰。我常跟同事和学生说，医生不只是“医病”，还是“医病人”，也就是第一给患者治病，第二减少患者的痛苦，包括他们心理的压力。

我看到有的医生在面对患者问题的时候，会轻描淡写地说“没事，不要理它”。不要说“没事”，一定要当它是一回事，你可以说“不用担心，这是个小问题”。把患者的问题当成一回事，是对患者的尊重。

《中国科学报》：您希望自己的团队做事要开心，您在中国的8年多做得开心吗？

朱知梅：回国的这些年我遇到过不少挑战和困难，度过了不少不眠之夜，但回到中国是我自愿的，你知道世界上最好的事情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挑战让我找回了青春，每完成一项任务我都可以重拾活力；我也看到自己给同事、给医院带来一些良好的改变，即使这些改变微乎其微，都让我欣喜和满足。

上天的安排很奇怪，我在英国工作了32年，在英国结婚、生子，从来没有想过到中国做事。现在回头想，可能上天是安排我用32年在英国学东西，为回中国作准备。我很有兴趣也很自豪能成为中国医疗系统改革的参与者。

《中国科学报》：你对中国医疗的未来发展怎么看？

朱知梅：中国医疗的发展会迎来一个黄金时代。

在今天这个先进的医疗保健时代，人们只要付得起钱就可以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这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大问题。国家资源要跟上现代医疗保健需求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英国的医疗服务几乎完全由国家资助，美国的医疗服务则差不多全由私人支付，政府仅通过联邦医疗保险或医疗补助计划为美国人补贴部分费用。中国采用的是公私合作的模式，这就可以取长补短，在人民需要和付款能力之间取得平衡，从而有效提供医疗服务。

现在中国已拥有足够的条件发展民营商业医疗保险业，以补充而非取代政府的医疗开支。在2018年短短一年内，中国民营医院及其病床总数分别增长了12%和15%，现在中国每4张病床就有1张是民营医院病床。民营医疗机构的出现，让国家有较多空间调动资源，将基层医疗和公共卫生推广到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

国家是基层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很多重要工作只有政府才可以做到，包括在全国协调策划促进公共卫生的措施例如戒烟、禁止酗酒，鼓励人民改变生活方式，预防、检查和控制传染病暴发，提早筛查肝炎、乳腺癌和肠癌等疾病等。以2型糖尿病为例，40年前中国只有0.9%的人口患有该病，但今天这个数字估计已增至10%。诊断2型糖尿病并不困难，治疗费用也较为便宜，但患者如果延迟治疗并导致晚期并发症，不仅治疗麻烦，费用将也会十分昂贵。而糖尿病患者通常不主动复诊，这时候国家的宣教工作以及实施定期筛查就很有用，预防这些并发症永远胜于治疗它们。

2020年的新冠疫情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中国政府在提高公共卫生意识、忠告市民、推行防控措施等方面十分高效，中国是一个领导愿意带领、人民愿意服从的国家。我相信作为基层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中国政府在治未病、健康宣教方面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