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被人关注到一跃成为仅次于癌症的第二大杀手，抑郁症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已不容忽视。

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提出将“抑郁症筛查”工作纳入重点人群的体检项目，其中要求各高中及高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

鉴于患病人数逐年上升的趋势，如何把好抑郁症筛查这第一道“关卡”，是高校必须面对的问题。

优秀、自律、行动力强，在他人眼中，今年已获得保研资格的宋青身上有诸多闪亮的标签。只有他自己知道，本科阶段的他曾经历过怎样的至暗时刻。那时，他被确诊为抑郁症，需要进行药物治疗。

在大学生群体中，得抑郁症的不止宋青一个。早在2009年，北京地区调查显示，大学生抑郁症患病率已达23.66%，总数不少于10万人。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更新了全球抑郁症患者数据，目前全球有超过3.5亿抑郁症患者，近十年来患者每年增速约18%。在罹患抑郁症的人群中，每天约有3000人自杀，自杀率高达15%。

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将青少年、孕产妇、老年人、高压职业人群列为重点人群。在重点人群中，高校学生也囊括其中。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1/4的中国大学生承认有过抑郁症状。因此，《方案》要求各高中及高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

逐年上升的趋势

2016年，宋青由于艺考失利与清华大学失之交臂。尽管凭借文化课成绩，他顺利进入一所“211工程”高校学习，但心理的落差还是让他难以适应。

对自己要求苛刻、所有事情都要尽善尽美，“虽然我不喜欢我就读的专业，但还是强迫自己必须名列前茅”。宋青告诉《中国科学报》。利用业余时间，宋青还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尽管在他人眼中宋青有诸多优点，但只有他自己知道，独处时有多落寞，因为无法与人交心，所有的兴奋与快乐似乎都在人前消磨殆尽。大二时，宋青出现了失眠症状。“我的手也开始时不时抖动，有时甚至连盘子都拿不稳。”宋青说。经过医院诊断，宋青被确诊为抑郁症，并且需要药物治疗。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有一句名言：“心中的抑郁就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丘吉尔之后，黑狗（black dog）便成了英语世界中抑郁症的代名词。抑郁症带给人的影响不仅是情绪低落，更是对生命的轻视。

在华中农业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工作人员每年处理的心理危机干预事件就有近40起，其中约2/3的学生患有抑郁症。据该中心教师介绍，仅2016年9月一个月就处理过十几起，且类似事件呈逐年上升趋势。

采访过程中，有高校心理咨询师透露，每学期接触需要接受药物等治疗的心理疾病学生有100名左右。

关于抑郁症的起因，心理学内部各学派有许多不同的论点，有的认为是基因和神经递质等生物因素导致抑郁症的发生，有的认为抑郁症是个体应对社会环境有障碍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家庭、社区和人际关系都可能成为抑郁症的诱因。

“抑郁症的成因复杂。”中南大学临床心理学教授唐海波告诉《中国科学报》。性格特征、外界环境刺激、遗传等因素都和抑郁症的发生有关。同时，这些因素也和其他的心理疾病，如焦虑症、强迫症、精神分裂症等密切相关。

挖掘潜在的问题

为了将学生隐藏的心理问题反映出来，2016年，由教育部牵头、北京师范大学开发的《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测评问卷》正式启用。该问卷共包含96道题目，涉及22个维度与4个层级。其中，22个维度包括抑郁、焦虑、人际关系敏感、强迫、偏执、躁狂、精神病倾向等；将精神状态划分为非常严重、密切关注、自己多加注意与没有显著心理问题4个层级。

北京交通大学是第一批试用该问卷的高校之一。每年“十一”过后，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心理素质教育中心会开启线上问卷端口，新入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可以从手机、电脑或iPad等终端登录系统，完成测试。“我们会避开刚刚开学那段时间，因为那时新生入学后的教育活动比较多，时间很紧张，学生也忙着适应新的学习与生活，这些可能对心理造成比较大但也比较偶然的影响。我们希望尽量避免偶然性的、不频繁的因素。而在国庆假期后，学校生活开始步入常规状态，一些非应激性的心理问题则更容易显现。”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心理素质教育中心专职教师孙大强告诉《中国科学报》。

问卷调查结束后，再经过一周的后台数据整理，心理素质教育中心会根据教育部设定的标准，组织约谈就问卷评分而言心理危机级别较高的学生，约谈工作将持续两到三周时间。

“约谈的内容由我们拟定框架，尽量做到标准化和实践性的结合，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约谈大概要半小时。在约谈过程中，我们需要辨别哪些学生是因为疏忽而误选了某些答案，还是真的需要帮助。当然也可能顺便发现一些问卷没有反映出来，但又需要及时干预的问题。”孙大强解释说，“有些学生是不认真，没有仔细看题，或者对个别词汇理解有偏差，比如过去的测试题本有道题是‘想轻生’，有的学生就将其理解为‘轻松生活’，才进行了勾选，访谈环节可以排除这类学生的问题。”

而对于一些确实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访谈教师会初步评估其严重性、风险性。如果可以通过咨询解决，就会邀请学生定期前来做专业的心理咨询。“而有些学生心理问题比较严重或模糊，需要进一步评估诊断，超出了一般心理咨询的工作范围，我们就会建议他去医院；情况确实严重且紧急的，则需要在学生知情同意的情况下，通知该生所在学院的负责人，甚至家长。”

“外松内紧”的管理

隐私问题是涉及抑郁症的学生比较关注的方面。对此，孙大强认为必须关注，但并不需要特别担心。“心理咨询有保密协议，对于咨询者的信息，我们除了备案外不会让相关档案流出心理咨询中心。”孙大强说，“不过，保密协议也规定了例外的情况，即如果咨询者自杀或涉嫌危害公共安全与他人安全，可突破保密协议。但突破保密协议之前仍然需要告知当事人，争求知情同意。”

中南大学的筛查步骤与北京交通大学类似，“对心理健康测评问卷分数较高的学生我们会进行一对一访谈，如果症状明显，会建议他去医院诊断，若出现的症状比较严重，例如幻听、妄想、情绪低落并有自杀等想法，我们会先通知辅导员，并让辅导员联系学生家长。”唐海波介绍道。

“如果学生心理状况目前能够得到控制，可以继续留在学校学习。那些需要教师额外注意的，我们会根据其严重程度通知该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或者是辅导员，做好‘外松内紧’的帮助和管理工作。”孙大强说。即便通知教师，也会叮嘱其不要过分关注，尽量减少对学生的干扰。“最便捷的方法之一就是给学生安排教师助理的工作，这样既在相关负责人的接触范围内，便于管理，同时有事情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学生抑郁的情绪。”

“病耻感”是不少心理问题罹患者会出现的现象，他们一边渴望帮助，一边却又害怕别人的“有色眼镜”，默默承受疾病带来的困扰。“其实是否确诊为精神类疾病，都不代表学习能力有问题，也不是道德、人品问题，甚至某些患有精神疾患的人因为打破陈规而更具有创造性。”孙大强认为。另外，就现有法律而言，学校是事业单位，无权仅以心理原因就拒收心理问题罹患者。“只要他没有危害社会，而且具有相应的学习或者工作能力，就不能剥夺其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孙大强补充道，“特别是很多心理问题是一过性、情境性的，如果因此把一生都耽误了，实在可惜。”

筛查端口不宜过度前移

在此次公布的《方案》中，高校学生包含在青少年人群中。《方案》还同时建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中学心理健康筛查工作中。

对此，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谷传华认为，高校本科新生的心理问题有些起源于高三。“高考压力大，学习强度高，造成很多学生睡眠质量差、心理压力大，导致生理与心理免疫力均下降，最后会出现大批的抑郁症患者。”

不过，孙大强不建议将抑郁症筛查端口过度前移，“很多人在青春期会经历理想和现实的磨合与碰撞。有些人不能顺利度过，就可能会产生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问题。但这是对环境的一种反思和敏感，甚至也可能是正常的反应。”孙大强说，“筛查后，作为问题而提出来，反而可能加重心理负担，未必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当然，出现医学诊断级别的心理症状，还是需要及早正规干预。”

其实，人们的精神状态并非“非此即彼”。今年6月，哈佛大学全球心理健康实践教授Shekhar Saxena曾在“健康中国国际公共卫生管理培训项目”中，给出了柳叶刀全球卫生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对心理健康的理解。心理健康和不健康是一条直线的两端。如果最左端写着心理健康，那么向右依次为精神困扰、精神障碍、心理社会障碍。Shekhar Saxena认为：“每个人都处在这条直线上，有时偏向右边，有时偏向左边。”

为了让学生对自己的精神状态有更清晰的认知，目前各大高校均开设了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在北京交通大学，2009年实施课程改革后，心理健康普及课被重新构建，细分为大学生心理健康、心理素质技能训练、社会心理学、幸福心理学、情感心理学、两性心理学和生命教育等课程。目前就选课人次而言，课程覆盖率达到100%，其中大学生心理健康课属于全校核心素质教育课程系列。

“其实，孩子的抑郁与家长不无关系。例如，如果孩子的想法在家长看来是错误的，就会剥夺他们的表达空间，而压制次数过多则会导致孩子产生抑郁心理。”谷传华认为正面引导更重要，“要给孩子留出表达自己意愿的空间。他们有些想法可能只是一过性的，不必急于反驳，让他们说出来可能就已经将问题解决了一半。”

“我们不仅要设定人不应该做什么，同时也要强调人应该追求什么。”孙大强也认为，从伦理学角度看，规范伦理强调人们做什么是错误的，而德性伦理则强调人性的最高境界。“社会有时太过注意抑恶，而扬善不足；而很多‘坏’东西实则难以消灭，应适当将更多精力放在扬善上，如果‘善’足够多，那么就抑制了作恶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