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无论是从环保部门来说，还是从污染物来说，减排的难度都会越来越大。”9月28日，在2020中国蓝天观察论坛上，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对国家“十四五”大气治理形势进行了分析。

论坛上，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发布了《大气中国2020：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程》（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整体延续了过去六年的改善势头，但幅度明显减小；全国仍有一半以上的城市不能全面达到空气质量标准的要求，臭氧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

迈入“十四五”，我国如何设定蓝天新目标、开启大气治理新征程？围绕《报告》相关内容和“十四五”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目标和路径，与会专家展开了深入的交流讨论。

PM2.5和臭氧成最大痛点

据介绍，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在贺克斌、北京大学环境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等专家的指导下，基于政府部门公开发布的数据，连续六年追踪并评估中国337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表现。

《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337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由79.3%上升至82%；达标城市数量共157个，同比增加36个，但改善幅度明显减小。部分城市出现反弹，如辽宁省14个城市的PM2.5年均浓度全部上升，山东省和陕西省绝大部分城市也出现类似情况。此外，2019年全国337个城市六项主要污染物中，仅PM10、二氧化硫（SO₂）有小幅下降，PM2.5、二氧化氮（NO₂）、一氧化碳（CO）浓度水平均与2018年持平，臭氧（O₃）则持续恶化。

贺克斌指出，主要污染物中，臭氧污染格外引人注目。“十四五期间要重视臭氧和PM2.5的协同治理，在进一步采取减排措施持续降低PM2.5浓度的同时遏制臭氧污染上升的趋势。”

《报告》显示，自2013年发布臭氧数据以来，全国臭氧污染浓度水平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19年，全国337个城市的臭氧平均浓度同比涨幅6.5%，其中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及周边等重点区域的涨幅更为显著，且年均浓度均超标。

“随着治理难度的加大，更要重视科学决策，持续推进能源、工业和交通的结构调整，提高精细化管理和差异化管理的水平。”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中国区总监付璐认为，大气污染治理已进入深水区。“这对管理者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大气治理需要提升深入化、精细化、差异化的能力。”

付璐建议，PM2.5 与臭氧的协同治理，需要依赖科技支撑优化减排路径，加强治理措施组合，确保作为前体污染物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在中长期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双控双降”。

需逐步加强精细化管理

近年来，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理已在我国受到重视，并逐步推进。2019年，我国全面开展大气颗粒物组分监测的城市扩展到93个，不仅站点增加，功能上也有了突破。例如，在监测中区分臭氧达标区域和未达标区域，要求差别化开展非甲烷总烃（NMHC）和 VOCs 组分指标监测。

贺克斌表示，这些举措都将为区域和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提供更坚实的科技基础，也会提供更综合全面的分析结论支撑。

而新兴监管技术则为移动源监管注入强劲动力。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伏晴艳表示，我国大部分城市在2019年新建了尾气遥感监测系统和黑烟抓拍系统，上海、江苏等地使用这些新技术查处了在航船舶的违法行为。

用于重型柴油车排放监测的“OBD远程监控”的安装率也在不断提升。付璐介绍，部分重点区域城市要求一半以上的重型柴油车安装OBD远程监控，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非道路移动机械安装远程监控装置的工作也在不断推进中。

此外，钢铁行业启动了超低排放改造，对VOCs无组织排放管理提出明确要求。“这些举措，显示了政府部门对精细化管理的重视。”付璐说。

《报告》显示，2019年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比重降到了58%以下，已完成“十三五”目标。但从消费量来看，煤炭消费不降反增。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表示：“尽管煤炭清洁利用和电力清洁化实现了提升和进步，但面临的挑战依然不容小觑。我国煤电依然处于规模扩张阶段，未来需要继续加强总量控制，进一步提高电力清洁化比例。”

适时启动排放标准修订

《报告》对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的空气质量管理的“努力”和“成效”进行了评价，形成了“2020年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管理榜单”。银川摘得了今年综合榜的桂冠，拉萨、泸州、北京等13个城市表现优异。而在“较差”城市中，山西省、河南省、安徽省城市各占三席，其中临汾继去年后再次垫底。

付璐在报告时建议，针对这些城市的不同处境，在“十四五”期间可对其设立差异化目标与策略。对“优等生”，应当适时提出“进阶”目标，既能推动其持续改善，亦能杜绝反弹现象。而对未达标城市，可督促其向社会公开限期达标规划，明确达标的时间点和路线图。

开展减排标准和达标标准的修订工作，成为专家们热议的话题之一。“之所以大家对减排标准的修订讨论这么多，是因为目前我国大气治理的背景和形势都发生了变化。”张世秋说，“我国的大气环境治理，已经从遏制污染物排放进入到空气质量转变的新阶段，污染物的种类、来源、构成等都发生了变化。”

“经济是要‘黑色复苏’还是‘绿色复苏’？答案显然是后者。”张世秋说，现在我国的环境容量、大气质量、人类健康要求等都提出了新要求，减排标准也势必随着变化发展。

而贺克斌考虑的是减排标准修订对不同城市积极性的影响。“一些城市好不容易赶上车了，你们又把车开走了”。减排标准变化太快、定得过高，对一些城市的减排落实是个挑战。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中国区项目主任万薇表示，伴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空气质量的逐步改善和管理能力的不断加强，标准限值可以逐步升级至能够充分保护公众健康的水平。但在每一次的“提标”决策中，标准限值的选择却不止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需要权衡多种环境、社会、经济因素。

“减排标准的其可行性和可达性，会受限于现有的管理能力、当前的空气质量水平、相关的科研基础和减排技术可得性等多种条件。”万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