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冠肺炎对全球公共卫生带来了巨大的考验，世界各国的城市成为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核心区域。

目前由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危害仍在肆虐，紧接着的失业、贫困、粮食短缺等问题急需解决。但是，我们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学到的经验和接受的教训已经在推动着全球防范巨灾风险的一次大的变革。

应对新冠肺炎的经验与教训

纵观全球城市应对新冠肺炎的表现，差异巨大。

首先，各级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和治理至关重要。良好运转的城市，如越南河内、中国北京等，通过迅速限制旅行和扩大检测、追踪和隔离，在一开始就能够避免重大疫情的爆发。相比之下，像巴西圣保罗、印度德里和美国纽约等地应对缓慢或效率低下，最终导致医院超负荷运转，死亡人数增加了数百倍。

其次，及时、可靠、准确和基于科学的信息至关重要。每个人需要知道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和隔离的原因和方法。一些城市为了政治利益或避免社会不稳定而操纵信息。例如，纽约市等公布了较低的死亡率或在疫情初始延迟报告死亡率。不准确的疫情信息会引发社会不安。错误信息甚至在有关于戴口罩可以阻止疾病通过空气传播这类公认的问题上也普遍存在。此外，多种语言也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

第三，最富裕的城市也缺乏应对流行病的医疗设施。很少有大医院是为了隔离数百名传染病患者而设计的。例如，在新冠肺炎应对初期，武汉90家医院中，只有3家被确定为适合接诊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但是到今年4月就增加到65家。同时，武汉迅速建立了流动和大型临时病房以接诊和治疗数千名可能的新冠肺炎患者。

第四，技术应用是喜忧参半的。社交媒体传播相关信息，但它也可能放大错误信息。

第五，生态系统是流行病防疫规划中另一个被忽视的因素。城市发展扩张到周边乡村，使居民暴露在疾病的面前。一些喜欢吃野味的城市居民也可能会增加患病的风险。新冠肺炎大流行还引发了人们对大自然本身的担忧。例如，印度城市迈索尔的居民们因为担心蝙蝠可能传播新冠肺炎而开始砍伐树木。

新冠肺炎疫情应对要依据科学的理解

我们需要加深对城市如何运作防疫的理解。例如，人们常常将城市中灾害的高死亡率错误地归结于城市人口的高密度。以纽约和中国香港为例，这两个城市拥有相似的人口数量(分别为840万和740万)，同时也是世界上居住密度最大的城市(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然而，截至2020年8月1日，纽约市已发现超过22万例新冠肺炎病例，约1.9万人死亡，远高于香港的3398例确诊病例和33例死亡。这说明城市人口密度本身不能解释如此巨大的差异。

及时应对疫情更为重要。例如，中国城市确诊病例数与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发生后限制人口流动所需的时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但是没有发现与其城市人口密度有明显的相关性。一项针对美国900个大城市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湖北省武汉市采取的早期措施，如封锁全市范围内的公共交通、娱乐场所和禁止公众集会等措施避免了数十万人的感染。

当城市和政府领导不力时，社区和其他机构就会介入。在巴西，一个遍布全国十大非正式定居点的各社区领袖网络—G10 Favelas，正为居民提供医疗用品，并将筹集得来的善款用于为居民雇用私人救护车和医疗卫生人员。越南的城市还与当地临床医生和企业建立了联系。在第一批病例发生后的一个月内，当地制造商开始生产价格实惠的新冠疫情检测包，全国检测站数量也因此从今年1月的3个到4月底增加到了112个。

构建起的流行病防控联系网已发挥了重要作用。

应该看到，城市之间的联系是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另一种力量。

经验的借鉴对于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也是有益的。今年6月，北京运用武汉的经验教训控制了疫情：在第一例病例确诊后立即通报相关信息，追踪36.5万人的接触者，并在11天内对295万相关联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疫苗测试和药物的医学试验也需要跨城市间的协同合作。

增强网络化的城市功能韧性

我们呼吁各个城市可以通过分享和协调灾害风险防范计划、行动来发展和提高“网络化的城市功能韧性”。相比单个城市独自运作，城市群、城-乡和其他多元关系网的相互帮助将获得更强的疫情恢复力。

其运行的机制非常明确，即控制一个中心可以防止疾病传播到其他地方。更强和更深层次的城市网络还将有助于应对其他灾害，比如气候变化。当一个城市遭遇大规模洪水、热浪或干旱时，其他城市可以迅速通过不同渠道为其提供帮助。

还有，要建立联合灾害和风险预防机制。城市间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有助于网络的建立，政府应该要求邻近城市建立联合灾害和风险预防机制。ICLEI(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地方政府网络)、C40(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城市联合组织)等城市国际联盟组织及友好城市也应该鼓励成员间这样做，并超越目前共享信息和知识的着重点。

建议联合国应带头促进这种网络合作。首先分享彼此的观点、优势和不足，而后改善在紧急情况下共享资源的机制。当然，在这过程中也存在许多挑战，制度和管理结构的不同将影响这样的协作。但是相比于国家间的合作而言，城市间的合作可能不那么政治化，反应也更迅速，更务实。

还要挑战城市应对风险的复杂性。由于城市本身会受到许多因素的交互影响，城市研究人员不能局限于研究某一因素，而需要综合各因素来努力解决城市应对风险的复杂性，比如需要更多地考虑城市物理结构、发展进程、治理能力和功能运营之间的联系。相关研究人员应该探索最佳的管理和制度安排以加强城市间合作，其中包括分配责任和确保问责制的效果，特别是跨国界问责制。

另外，要加大风险防控监控网络平台的开发。需要开发技术来整合和分享信息。如中国科技机构开发的各种防疫疫情监控网络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如，邻近城市可以共享这种平台，以便在疫情期间和之后迅速恢复旅行和经济互动。

历史上，从战争到饥荒，城市经历了无数的灾难。新冠肺炎告诉我们，城市间必须共同学习、适应风险社会、协同共赢，提升绿色发展和综合风险防范能力。

（作者系国家减灾委员会科技委副主任、青海师范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