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举行的第二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杨卫在世界科技期刊论坛上作题为《共享全球科学——从“共智”到“共治”》的报告。

报告中，杨卫谈到，中国的学术产出和影响力总体上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期刊平台的发展仍然滞后。对此，他给出了一系列解题思路。

期刊发展速度不及学术产出速度

从1949年到2000年，中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到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据世界首位。中国的学术发展路径基本相似，但速度落后了大概十年。

大约在2010年前后，ESI的22个学科中，中国的国际影响逐渐显现。到了2020年，中国的学术产出量与欧美大致相当。

2010年爱思唯尔公布的全球被引量最高学者排行榜中，前1%的学者里，中国占1%左右。2013年是3%，现在是2020年，这个数字大约是10%。

而我们期刊的发展速度又大概再落后十年。

世界通用数据库中，中国的论文发表量基本占到全球的20%，已经超过中国人口占全球的比重，也超过了中国GDP在全球的占比。

但中国本国数据库论文有100多万篇，SCI有50几万篇。还有很大一部分中文论文没在SCI和Scopus数据库里。

中国的五千多种科技期刊，大概有400多种被SCI收录，有700多种被Scopus收录，也还有大部分没有被全球数据库收录。要进一步加强数据共享。

再看影响因子。20年前，中国按领域加权的影响因子大概只有0.4多一点，从2017年到现在，我们已经超过了1这个世界平均线，可以说论文总体质量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还大大低于欧洲、美国的均值。

但是，我们也可喜地看到，全球被引量排名前1%的研究中，中国在过去20年来是一起而上，到2019年我国在被引量排名前1%的研究论文数量已经追上了欧美。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疫情之初由中国作者投稿的一批文章，成为这个领域中早期的、经典性的文献。《柳叶刀》发表的COVID-19相关论文是188篇，中国作者参与了41篇，大概只占20%多一点，但被引量有9614次，总被引量是11000多。可以说在COVID-19这一领域，我们的影响力大大超过学术产出。

期刊共治之难：平台发展滞后

首先是流失，高质量论文的流失。据统计，中国作者所发的SCI论文里，现在大概只有不到8%的论文投到了中国自己办的SCI期刊，其余92%去了国际其他国家主办的期刊。

二是弱小。从期刊平台讲，我们还是处于比较弱小的地位。看中国科协的统计数据，JCR期刊数量世界前十的国家中，中国有241种，美国有3052种，这还有数量级上的差距。

三是分散。JCR一区期刊中国目前有81种，对比英国731种，美国1029种是远远落后。必须经过爆发式的增长，我们的身影才能被国际期刊界的同行看见。

四是慢进。我们高质量期刊的发展并不算快。2010年到2019年，中国JCR期刊数量从132种变成241种，增加了一百多种，而同期全世界JCR期刊的增量为1300多种。

在我们看来，国内一些最好的期刊，和它在国际上最好的同类期刊比，还有一定差距。要想把影响因子和载文量同时上去，这个过程还比较艰巨。

比如Cell在195种期刊中的学科排名是第二，《细胞研究》是第七。Cell的影响因子38.637，总被引频次超过25万，《细胞研究》的影响因子是20.507，总被引频次大约是1.6万。

世界名刊往往是影响因子高，体量比较大。而我们这类期刊的影响因子在向上攀升，但载文量的增加还不是太多。

另外，国际期刊界的一些变化，比如开放获取出版开始形成新的商业模式，出现新的销售模式，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积极地参与，目前还落后几拍。开放获取有混合型期刊和全开放获取型期刊，现在有趋势要把混合型期刊变成转化型期刊，即开放获取的比例只能越来越高，比如比例达到75%的时候变成全开放获取期刊。这样的实践过程，我们国内还没有这样的案例。

我们现在很多期刊都是最开始时开放获取，影响因子上去以后就开始收费。这是针对我们后发状态的一种发展思路，但还是与国际上的发展趋势差一两拍。

期刊平台的症结

我们的期刊平台之所以滞后，有4个方面的症结。

第一是分布状态小、散、乱。第二是办刊态度比较保守。这次科协让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专家委员会又评了一批高起点的新刊，我发现一个突出的特点，它们办刊的态度相对来讲不保守。

第三是科学期刊编辑中，年轻专业人才的缺失。但国际上还有评论，说中国期刊状况在好转，原因之一是我们从市场上开始招一些年轻的、专业化的科学期刊人员，说明是处于积极向上、扩张的态势。

我希望我们的科学期刊编辑，不应该变成科技人员里地位比较低的一类，而是变成单独一类，有单独的职称系列、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待遇，这样才能适应将来我们要在科技平台上起飞的态势。

第四是我们的数字期刊平台还比较落后，CNKI尚不具备与ESI、Scopus等竞争的水平。我们的优势是中文数据资源比较多。

我前几天参加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会上有人提到，现在要加强诚信，研究生要论文查重，期刊平台收取的核查费用是不是要得很高？我专门去了解之后发现情况也不完全是这样，但也说明中国期刊平台的商业运行模式，可能在某些方面要更有国际视野，或者说一个具有进取性的视野。

四种驱动模式促进高质量发展

2019年中国科协等单位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为下一步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战略思路。基于这个思路，期刊发展有一个“四轮驱动”的过程。

首先是典型驱动。2019年中国科协牵头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先竖起了一些样板，比如22种领军期刊、29种重点期刊，然后是199种梯队期刊，还有最近刚评出的30种高起点新刊。

第二是模式驱动。现在开放获取获得国家支持，有的期刊一开始不收APC（文章处理费），等影响因子弄大以后再慢慢收，现在基本上是采用这样一个模式。一开始我估计是有效的，但将来万一“断顿”了怎么办？还需要制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方案。

第三是数据驱动。数据平台的建立我们还可以利用新媒介。我们现在也开始打造兼顾国际和国内影响的分析工具。采取方式包括资本共融、数据互连、经验分享、技术互鉴、线上共赢等。

最后一个“轮子”是合作驱动。应该说在座很多国际科技出版界的朋友们，都在为中国同行的奋起加油、出谋划策，采取了很多共同的措施，比如如何科学编辑的培训、怎么推出领域新刊。

通过国际上这些较大的科技出版平台，慢慢培养出一支主编队伍，这支队伍也能够把我们国内自己期刊的水平慢慢带上去。

（本文根据杨卫在第三届世界科技期刊论坛上的主旨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