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云上科普”蔚然成风。然而风口之上，并不是谁都能飞得更高。

过去几个月，不少科研机构因受疫情影响，把更多精力倾斜向了形式多样的线上科普。然而在国内，科研机构的科普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内容原创、质量上乘、输出持续——3大目标能否全部达成？定位尴尬、经费不足、人员流动——3大问题何以各个击破？

《中国科学报》采访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物理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的相关负责人，请他们分享科研机构做科普的“闯关之道”。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你们所在的科研机构都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科普矩阵”。能否讲讲你们都做了哪些工作？

成蒙（物理所综合处处长）：

我们最初是从物理所微信公众号起步的。

2014年，我毕业留所进入综合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和运营所里的微信公众号。与当时大多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不同，我们决定不做官网内容的搬运工，转而瞄准了大中小学生这个年轻的群体。最初是我一个人运营这个微信公众号，主要转载一些高质量的科普文章。从2016年起，我们建立了团队，从此开始有原创内容，大概一周可以发布5篇原创文章吧。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开设了“问答”“正经玩”“线上科学日”等栏目，日常回答青少年五花八门的物理学问题，也鼓励大家利用身边的日常生活场景做一些简单的物理学小实验。

渐渐地，我们在各个平台上开拓阵地：抖音、知乎、今日头条，甚至二次元社区Bilibili（B站）。我们在B站的账号名称，就叫“二次元的中科院物理所”。

情人节，我们就推送《物理定律告诉你：表白可能巨亏，分手一定血赚！》；疫情之下，我们就发布《对人类网课时期迷惑行为的研究》；“天问”发射在即，我们就解读《带火星探测器上天的火箭，为什么有着葫芦形状的推进器？》——好玩是策略，通俗是手段，干货是核心。

邓涛（古脊椎所所长、2015年度“十大科学传播人”）：

古脊椎所一直有科普的传统。古生物学本身就有很强的科普属性。从杨钟健、裴文中等老一辈创立者开始，古脊椎所就树立了“科普自觉”。所里的科普杂志《化石》，文革时候都没停刊，至今所里很多老师都在为《化石》供稿。古脊椎所还涌现出徐星老师等科普“明星”，产出过《飞向蓝天的恐龙》等科普作品。

最重要的是，对我们来说，发动所里的老师做科普，并不是一件难事。

刘庆国（古脊椎所党群宣传处副处长）：

我们现在的科普工作，第一是传统不能丢，第二要向各种新媒体平台进军——微信、微博、直播、短视频（快手、抖音、B站）等平台，都是我们正在发力的方向。

今年我们花了很多力气，做了一些视频直播，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下，传播效果得到了最大化。

比如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古脊椎所的中国古动物馆特别推出“每天一只中国龙”专题——从中国探明发现的恐龙家族里挑选出49只最具代表特色的恐龙，用7周时间带领公众每天认识一只“中国龙”。

我们还联合各大自然、地质古生物专业博物馆、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北京分院）、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科普委员会、W博士玩科学团队、睿宏文化院士专家工作站、快手平台推出“走进中国恐龙的新家”活动，每周前往一个博物馆，认识住在那里的中国恐龙明星。地方博物馆也因为我们的这次活动，得到资源的开发，有了进一步挖掘的想法。

《中国科学报》：在做科普的路上，你们闯过了哪些关？

成蒙：

首先是“团队关”。物理所微信公众号刚刚建立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当时工作量很大，每天几乎有一半时间在做这件事情。

转折点出现在2015年底，物理所举办了第一届科普展品创意大赛。我在这里发现了4个表达能力好，对科普也有热情的研究生，成立了最初的新媒体科普团队。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20人左右的团队了。

目前我们还面临一个困难，就是科普团队的人员流动性太大。一些做得很好的成员，科研忙起来了，或者要毕业了，就不能再做下去了。所以我们每年开学都会像大学社团一样，从新生中纳新，不断吸收新鲜血液。

其次是“舆论关”。早期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遇到了一些质疑。因为我们微信公众号的用户定位是大中小学生，内容比较接地气，跟研究所的科研工作相比，显得有点“幼稚”。有人就提出：“这个公众号不太像是一个做前沿基础研究所的调性，为什么不做点‘高大上’的东西？”

事实上所谓“高大上”的科普可能受众会变小，我们讲解的内容其实会有些前沿高端的内容，只是我们用了更网络化、更接地气的语言，希望扩大受众，而且“圈内人”也有自己更惯用的交流方式，他们中的大多数我相信也不会依赖公众号这个平台去了解前沿动态，所以我们依然坚持了自己的定位。

《中国科学报》：研究人员和学生参与科普内容创作会得到一定报酬吗？相关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呢？

成蒙：

我们会根据阅读量高低给大家开稿费。写科普文章、给公众号供稿、为研究所做宣传，毕竟不在学生的义务之内，因此我认为给予适当报酬，是非常合理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稿费会激励他们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所谓“用爱发电”是很难持续下去的。

科研机构做科普是需要资金投入的，那么钱从哪里来？首先每个研究所会自己有一些做科普的经费。除此之外，我们也积极申请外部经费，随着物理所科普工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在申请一些科普专项经费的时候也更加有优势。

刘庆国：

参与公众号、科普图书的内容创作，不论是研究人员还是学生都有相应的稿费。

古脊椎所和中国古动物馆还有很多科普活动都是公益性质的，很多参与的老师和学生是不计报酬的，他们最关心的常常是自己能不能做好这个工作、活动表现怎么样、哪些地方还有改进的空间。

《中国科学报》：研究所的支持对科普工作有多重要？

刘庆国：

其实每个研究所都有热心科普的老师。但他们会有顾虑，怕被别人误解：是不是不务正业，是不是想出名？很多人因此就退缩了。

因此从研究所的角度来说，应该给大家一个风向标，有一些具体的激励手段，从政策层面上去力挺科普。去年古脊椎所设立了“年度科学传播奖”，把科研人员的科普贡献纳入了年终评奖。

今年北京市要招一个科普专家团，我尝试给所有老师发了一封邮件，请有意向的人给我回邮件。之前我没抱很大希望的，因为过去大家对类似活动的兴趣没有那么大。谁知这次居然有10多个老师表示愿意参加。所以我们的努力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国科学报》：以你们各自单位为例，科研机构对科普工作的支撑体系是怎样的？

刘庆国：

据我所知，各个研究所通常没有专门做科普的部门。科普工作大多分散在科技处、综合处、信息中心、党办等，有的研究所有博物馆等场馆，也会涉及科普，但这些部门之间彼此联动很难，无法形成合力。古脊椎所之前也是这样的。

2018年底，古脊椎所设立了“党群宣传处”，作为副处长，科普占到我工作量的三分之一。此外还有两位工作人员，也承担一部分科普工作。现在所里的科普工作全部集中到这个部门统一协调。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去年我们所成立了“科学传播工作领导小组”，所长任组长，所里主要领导和一些研究室的负责人都是小组成员。现在无论有什么科普任务，我形成工作方案后，就第一时间发给这个小组的老师，然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推动，跟科研人员的协调也变得非常顺畅。

当科普工作的执行人员得到所领导层面的支持，这个效率是完全不一样的。

成蒙：

物理所承担科普工作的部门是综合处。近几年随着科普工作的内容更丰富更多样化，在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群体里也形成一些团队来支撑，但整体上并不是“成建制的部队”。

《中国科学报》：科普工作做得好，对科研机构到底有没有切实的好处呢？

成蒙：

对一个科研机构来说，你先要有硬实力，才能再考虑软实力。所以做科普是研究所发展到一定阶段，比较自然地会去关注的事情。

我们做科普，最显著的好处是招生。其实我们在当初确立科普定位时，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因为对研究所来说，生源质量是非常重要的。

从2016年起，我们开始关注一个数据：报考的研究生最初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物理所的。早些时候，主要渠道是各个高校宣讲会，或者师兄师姐的分享；现在通过公众号认识我们的学生能达到30%。

邓涛：

对科研人员来说，科普和科研其实是相辅相成的。真正能持续做好科普的，一定是建立在不断有科研成果输出的基础上的；而有了科研成果，通过科普的方式传播出去，得到更多的社会认知和认可，对做科研也是一种动力。

对研究所来说，做好科普的最大好处就是古脊椎所对学生的吸引力更大了。报考的学生多了，我们就可以从中间挑选那些更好的学生。

对学科来说，古生物是一个小学科，小学科本身的影响力有限，即便是一流的研究论文，其引用率也无法和很多其他学科比，可是它的科学价值、社会影响力一点都不亚于那些大学科。科学传播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门学科真正的价值，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刘庆国：

有个例子让我印象很深。

我们所产出了一个小众方向的成果，科学家觉得反正也没多少人关注，没有必要写文章发公众号。可没想到，这篇文章发出来之后，被电视台看到了，还专门做了新闻视频。从此以后，这位老师只要有成果了，就给我们写稿。

我们的传播让研究人员的成果“出圈”了，因为有更多人了解他们，再去地方开展工作，寻求合作就比过去容易了。

有人问：你们做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有什么用？坦白说，我们做科普到底能有多大作用，真的很难量化。我们的初衷就是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文化，我们不在意粉丝量有多少，但哪怕只吸引来一个粉丝，我们希望他是真的因喜欢、因好奇而来，然后我们一点一点地，把这些喜欢、好奇在人群中巩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