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樊秀娣（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近日，自然指数公布了2019年5月1日到今年4月30日全球大学/机构学术排名。中国机构/大学成绩排名连续提升。
自然指数是自然集团编制的统计前一年各高校、科研院所（国家）在82种自然科学类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情况的数据。
每次公布，都会给国内学界带来一场热闹。笔者在此不想讨论自然指数是否全面，而是想借此就国内学界当下存在的对“顶刊”论文的非理性崇拜问题谈些看法。
所谓顶刊，一般指由各学科领域学术共同体成员约定俗成的代表本行业最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国内主要把SCI期刊中各学科最高层次影响因子的期刊视作“顶刊”。
在全面清理“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和破除“SCI至上”顽疾的大背景下，目前国内对“顶刊”论文的“热捧”现象相当突出。典型事例就是有高校只要学者发表“顶刊”论文，便立即校内外通报、多重奖励，而学者获得其他类型的同等科研成果却并无此待遇。
这导致学界中“有本事就发表‘顶刊’论文，发表‘顶刊’论文就代表一切”的思想观念大行其道。
发表“顶刊”论文无疑值得大加赞扬和鼓励，但不能绝对化、唯“顶刊”论文是从。
客观上讲，重视“顶刊”论文是对破除“唯论文”“SCI至上”的一种现实解读，它体现了对待论文“不重数量重质量”的理性诉求。
其理由不难理解，发表“顶刊”相当不易，体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
但如果把“顶刊”论文成果绝对化，认为发表了“顶刊”论文就代表了教育科研活动的最高成就和价值所在，以致形成一种更为精致的“顶刊论文至上”的局面，这对中国教育科研的发展将是极大的误导。
从论文成果的角度而言，不能把发表“顶刊”论文视为“王道”的理由有二。
一是“顶刊”论文并不必然代表高水平科研成果。
不否认有许多重大原始创新成果论文发表在“顶刊”上，但这是果，不是因。即不是发表在“顶刊”上的才是好成果，而是很多好成果发表在“顶刊”上。说到底，是优秀科研论文成就了“顶刊”，而非“顶刊”成就了科研论文。
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本庶佑就曾说：“我认为《自然》《科学》等杂志上的观点有九成并不正确，论文发表十年后，还能被认为正确的只剩下一成。”期刊看重新颖、多元、时效、流量等要素，“顶刊”一样不能保证刊登在它上面的文章就一定是“货真价实”的科研成果。
二是一流的科研成果不一定都上得了“顶刊”。
一个事实是，许多如今众所周知的重要科学研究成果如激光、内共生理论、磁共振成像、质谱解释、傅立叶变换核磁共振、细胞分裂周期、准晶体、定点诱变等论文都被“顶刊”拒绝过，理由是太超前、读者不感兴趣、同行评审的反馈负面等等，但它们最终被后人证明极具科学价值，许多科研成果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从教育科研活动的角度而言，不能把发表“顶刊”论文视为“王道”的理由也有二。
一是发表“顶刊”论文并不是学者教育科研的全部内容。
教育科研机构的大多数专业人员承担着教学和科研的双重职责，但由于目前教育科研人员的评价与管理“重科研业绩、轻教学成效”现象严重，导致他们难以很好地平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如今，冲着发表“顶刊”论文而去的科研工作，同样不能因为“顶刊”论文带有的“光环”而成为教师不用心尽力履行教书育人职责的理由和借口。
尤其在研究生导师与学生关系中，要防止少数研究生导师因为忙于发表“顶刊”论文而对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业或全然不顾或要求苛刻。这些做法不符合新时期对教师立德树人，全方位、全过程爱护和培育学生的要求。
同时，导师要求学生读研期间把全部科研精力都花在撰写“顶刊”论文上，这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全面提高和可持续发展也并非有利。
二是发表“顶刊”论文并不是学者科研的终极目标。
科研的终极目标在于揭示真相、造福人类，“顶刊”论文体现了高超的科研成就，值得鼓励，但科研的目标绝不应仅限于发表“顶刊”论文。
当前，国家急需重大原创基础研究成果，以及能够突破“卡脖子”问题的关键核心科研成果，要实现此种目的，唯有把科研水平做到顶端，而科研越往上走，越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尤其到了节骨眼时，是先撰写“顶刊”论文还是继续铆劲深挖，相信亲身经历者一定不会轻易停下探索脚步。
另外，还有许多为国家教育科技和经济民生做出巨大贡献的科技成果，需要科研工作者长期奋战在国家建设第一线，是通过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再次强调，笔者绝不认为“顶刊”论文不好或不该为之努力，而是不赞成把发表“顶刊”论文作为衡量学者教育科研工作最高成就的唯一绝对标准。
科研成果不分种类，很多时候质量远胜于数量；为了斩获重大创新原始科研成果，需要数年、数十年坐“冷板凳”。
为此，要改革教育科研评价与管理表面化、功利化现象，鼓励教育科研人员发愤图强、勇攀高峰，最终为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和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巨大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学评价指标研究”〈编号BIAI60125〉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