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引发的危机改变了大学原有的模样。近日，《自然》杂志的一篇报道指出，目前所有国外的教育机构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

一家名为伦敦经济的英国咨询公司称，由于学生入学率下降，英国大学明年将面临至少25亿英镑(约合3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澳大利亚政府5月份的一份报告称，澳大利亚大学今年可能会裁减多达2.1万个全职工作岗位，其中包括7000个研究岗位。

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国际学生减少导致学费收入下降。以澳大利亚大学为例，其学费来源严重依赖于中国学生，预计将损失30亿至50亿澳元(合20亿至30亿美元)。

“目前在对待中国留学生问题上，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政府层面和高校层面存在撕裂和矛盾的现象。”就此，西南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闫月勤告诉《中国科学报》。

十多年来，闫月勤一直在关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的变化与趋势。在她看来，自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政府确实出台了一些不太有利于我国留学生的政策和决定，例如限制签证、压缩留学生规模等。不过，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家长非常注重孩子教育，我国留学生已成国外高校学费的重要来源，且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生源相对优秀，国外高校却并不想放弃中国这样大的市场，因而依然对我国留学生抱持欢迎态度。特别是在受疫情影响，政府财政拨款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国外高校对我国留学生的需求更加迫切。

基于安全、经济等多方面考虑，闫月勤认为，疫情带来的连锁反应将很可能导致我国出国留学重返精英化，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目前，我国留学生群体主要包括小留学生，自费出国的本科生、研究生群体，以及公派留学生群体。“对于小留学生群体而言，鉴于国外疫情的持续性和不可控性，这一群体的父母会谨慎面对自己的孩子在目前的状况下出国留学。” 闫月勤告诉《中国科学报》。

而随着近年来我国高校“内涵式”发展取得的进步，以及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成果，此前一些因学习成绩不理想担心考不上大学而选择出国读书的学生基于疫情下安全、经济等因素的考量，未来更有可能留在国内接受教育。与此同时，真正想学到知识，希望拥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并了解本学科前沿动态的学生仍然会选择去国外深造。另外，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留学生也更加倾向于支持攻读博士学位。“这就使得我国出国留学生质量可能会重返精英留学时代，走向高端化，向高质量发展。” 闫月勤说。

实际上，早在疫情发生之前，我国出国留学就已经出现了增长乏力的现象。2019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超过了70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但持续增长的背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疲态。

目前我国出国留学生的第一目的国是美国，其占据了出国留学大约1/3的市场。而根据美国门户开放报告，2018/2019学年，中国赴美人数虽然仍是第一位，超过37万人，但仅比上年增长了6000人，是近10年增长比例最低的一年。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适龄留学人数不断下降、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等诸多因素。

在闫月勤看来，疫情期间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出国留学的增长幅度会进一步下降。而发达国家高校为了吸引我国留学生前往，会在学费变化不大的情况下，降低中国留学生的入学标准，如调低对外语成绩的要求等，以保证学生数量。而我国留学群体也将出现“高学历化”，即硕博研究生出国群体将越来越大。“他们将到国外具有相对优势的一些高校学习其顶级学科知识。”

鉴于欧美很多高校的教育水平仍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我国应该加大公派留学的力度。” 闫月勤说。

而就留学目的地而言，有学者认为，日本可能会取代美国成为我国留学生的第一大目标国。但在闫月勤看来，即便如此，这种现象也只会在短期内存在。从长远来看，欧美等国家在我国留学生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不会动摇，“毕竟欧美国家在许多学科领域处于世界前沿，英语在世界范围内通行度更高，而日本大学吸纳力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