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自然旗下期刊《科学报告》编辑部声明撤下江苏大学教授戴美凤的一篇论文，理由是该文大量抄袭匈牙利的一篇本科毕业论文。之后，江苏大学承认抄袭行为属实。同月，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旗下期刊《多媒体工具与应用》宣布撤稿30 余篇，其中大部分论文作者是国内作者，涉及数十家中国高校及公司，伪造同行评议几乎是所有被撤稿件的共同原因。如此重大学术丑闻，在国内学界似乎并未引起多大反响，可能是因为更严重的类似问题也时有曝光，大家已见怪不怪了。

SCI论文造假主要包括伪造作者身份、伪造评审专家、伪造图片、伪造数据、购买、他人代写、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客观上，SCI论文造假现象国内外均有，但其对国内学术组织的侵入程度尤为严重，学界和其他相关人士均心知肚明。近年来，国家对包括SCI论文造假在内的学术不端行为三令五申“零容忍”，也出台了多项专门的政策条文，但效果似乎不太明显。这固然有学者道德行为失范和法律意识缺失等原因，但SCI论文“怪象”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所谓的SCI论文“怪象”，是指在国内某些教育科研机构中，SCI论文成为了既游离于教育科研人员本职工作，又关乎相关人员职业生涯乃至一生荣耀的“命脉”。在不少教育科研人员的心目中，SCI论文就是无需关注实际用处却又不可或缺的“摆设”。于是乎，教育科研人员撰写的SCI论文内容可以与其当下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无关，只要能发表SCI论文，怎么可行就怎么来。为写作SCI论文而写作、为发表SCI论文而发表已成为当下许多人最实际的奋斗目标。在这样的SCI论文“怪象”下，SCI论文造假的收益和风险相差十分悬殊。

SCI论文造假能获得的收益很高。长时间以来，凭借SCI论文，学者在“帽子人才”评选、职称评定、科研评奖、人才引进、课题结题、绩效考核等方面尽得便利，学术单位也能在学科评估、学校排名、资源配置等方面占尽优势。本文开头的教授为发表SCI论文竟然抄袭本科生论文，还有被撤的30余篇SCI论文大多数标有获得各级各类项目资助情况，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SCI论文造假背后的巨大利益需求。

SCI论文造假要承受的风险很低。一方面，这种行为被国内同行发现的可能性极低，其风险远小于发表于国内学术期刊的造假论文。至今被揭发的SCI造假论文，几乎都是国外被抄袭作者本人、科研打假网站以及一些对论文内容真实性感兴趣的“好事者”所为，国内学术同行很少有人会因为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去研读SCI论文。这也再次说明了SCI论文“怪象”的普遍存在。

另一方面，国家虽然强调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但“雷声大雨点小”。一般而言，学者因为SCI论文造假事发而受到的处罚要远小于其得到的利益。这是因为学者的人事行政关系在各自单位，学者造假的收益往往和学术团体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而且一般都会带上单位领导。因此，指望单位对造假者做出严厉惩罚缺乏可行性。从现有几起SCI论文造假案件的处理结果看，惩罚力度仅是“蜻蜓点水”而已。

造成SCI论文“怪象”和SCI论文造假“暴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术评价与管理中的行政化问题。目前SCI评价体系是全球唯一能对所有学科论文给出定量数据的评价工具，尽管这些数据并不直接反映论文的学术水平与创新贡献，相关组织的业绩成果也非仅限于SCI论文，但这些简捷、清晰的定量数据恰恰能为行政管理提供“抓手”。而且，很多时候“数字”即政绩，这就造成了SCI论文数量及相关指标数据通吃了其他教育科研成果、SCI论文实际质量却少有人问津的荒唐局面。

在这样的“怪象”下，没有SCI论文的学者（文科类单位除外），即使在专业领域表现出色，也难保学术地位，更别提发展空间了。相反，敢于造假的胆大妄为者，却能坐等获利。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严重拉低了我国教育科研的质量和效益。

要破除SCI论文“怪象”，并从根本上遏制SCI论文造假问题，关键是要让学术权力在学术评价与管理中发挥作用。

首先，要把对教育科研人员的业绩考评与其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教育科研人员的工作态度和精力投入，学术组织成员最清楚，其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学术同行评议也最为客观和准确，要坚决避免靠点SCI论文篇数来评价学者教育科研业绩的做法。

其次，创造相对宽松、平等的教育科研环境。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所有劳动成果无论结果满意与否都值得尊重。科学研究的动力出自科研人员的兴趣和信仰，为此，要把科研业绩与学者名利脱离开来、与领导政绩脱离开来，鼓励科研人员沉下心来，最终斩获重大科研成果。

最后，严惩SCI论文造假现象，先要追究相关领导的管理失职责任。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学术组织内部出现SCI论文造假问题，很可能是组织内部存在SCI论文“怪象”。这说明学术组织领导在建设科学而有序的学术评价与管理制度方法上存在缺陷，需要及时纠正和改进，藉此来消除SCI论文造假得以生存甚至蔓延的“土壤”。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