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担忧。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耕地资源安全是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的“命根”。

有观点认为，虽然近年来全国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但粮食生产依然连年丰收，但未来10-15年才是我国耕地资源安全的最大风险期。

一、“五大”耕地结构性变化将威胁我国耕地资源安全

一是耕地“非农化”现象。因建设占用，我国每年损失耕地面积达220—280万亩，大部分为城市周边的优质耕地，一旦损失不可逆转。曲福田团队基于Logistic模型将城镇化发展阶段与建设占用耕地需求挂钩，若据此计算，到2030年城镇化率要达到70%左右，我国还需损耗约2000万亩优质耕地。大量学者都进行过深入研究，结论基本相似。

二是耕地“非粮化”现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多样的食物需求，也促使农户放弃种植粮食转而种植比较收益高的水果、蔬菜等，大量耕地因此丧失了粮食生产功能。陈印军团队认为“非粮化”是农民的理性选择，短期可以提高农民收入，必将长期存在并持续下去，但过度“非粮化”可能导致耕地数量、质量大幅降低，相关研究虽然普遍但不够深入。

三是耕地“破碎化”现象。郧文聚团队研究认为，耕地细碎化会造成耕作效率下降10%—30%，严重影响高度依赖农业机械化的现代农业发展，黄贤金、孔祥斌、金晓斌、周尚意、杨永侠等学者也曾在不同区域的实证研究中得出相似结论。此外，耕地因收益低、自我保护能力弱，当与工业厂房、道路建设尤其是国家级、省级重点项目发生冲突时，往往会被“穿心”“穿膛”。耕地数量减少不多，但形态上的化整为零导致优质耕地难以集聚。疫情后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否会加剧这一现象尚犹未可知。

四是耕地“寂寞化”现象。长期过度利用耕地资源，将导致耕地酸化板结、侵蚀退化、农田生物多样性严重下降，宇振荣团队形象的称之为耕地“寂寞化”，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当前我国20亿亩耕地中已有19.4%污染耕地、17.8%低等耕地、8000多万亩不稳定耕地，休养生息、退耕还林还草、轮作休耕势在必行，巨大的生态建设压力下耕地大面积减少恐难避免。

五是耕地“边际化”现象。山地丘陵区在人口析出、机械化程度低的大背景下，耕地弃耕、季节性撂荒、“多改单”隐形撂荒等现象不断蔓延，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根据李秀彬团队研究成果，2014年中国山区撂荒率约为14%，涉及21个省份，个别省份的山区耕地撂荒率高达30%。

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最高峰，人均1亩“口粮田”是中国饭碗最基础保证。但上述耕地“五化”现象中“非粮化”“破碎化”“生态化”“边际化”都是耕地资源内部的质量、性质或功能变化，随城镇化和生态建设进程的深入不断变化，若无法有效应对将成为耕地资源安全的重大挑战。

二、耕地保护重在耕地资源安全风险的提前防范

耕地“五化”现象风险不同，需要区分认知及应对，若按风险发生的可能程度、影响程度、防范程度分析，可将“五化”划分为不同类型。

耕地“非农化”的核心驱动力是城镇化，是发生概率高但影响程度小、防范程度强的金丝猴类型。长期以来，耕地数量红线的强约束性以及不断完善的用途管制制度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城镇建设占用耕地带来的粮食产能损失已经可以做到准确预判和有效控制。

耕地“非粮化”从国际经验看，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发生概率高、影响程度大但防范程度弱的灰犀牛类型。由于在利用类型上依然属于耕地，单纯依靠耕地数量无法有效管控，需要加强耕地质量监测、功能管理。我国目前已经掌握了全国可比的耕地质量情况和定期监测数据，但在耕地质量管理和制度建设方面仍有待完善。

耕地“破碎化”与我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密切相关，与城镇空间、生态空间的严重冲突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可以说是发生概率高、影响程度大但被大家刻意忽视的“房间里的大象”。

耕地“寂寞化”是耕地生态系统退化的极端体现。由于耕地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在合理的耕作管理干预下，虽然影响程度大，但应属于发生概率低的黑天鹅类型。不过，由于耕地资源安全认知缺陷和风险防范意识的严重不足，我国耕地健康状况尚未做到全面的事前预警和事后治理，导致耕地“寂寞化”现象由点及面，东北黑土地退化、华北地下水超采、南方重金属污染、西部土地荒漠化等问题频发。

耕地“边际化”多发生在耕地质量相对较差、生态系统相对脆弱的山地丘陵区，比较而言属于影响较小的小白兔类型。但我国耕地极度稀缺的现实状况决定了我国不得不高强度利用部分坡耕地用于粮食生产。耕地“边际化”现象如若继续扩散，所带来的社会和生态效应不容忽视。

耕地保护要从资源源头做起，实现耕地本底安全、利用过程可控、治理及时有效的“三统一”。这也意味着不仅仅是守住耕地数量底线、稳定耕地空间格局，更需要从耕地资源安全风险管控角度实现治理能力的提档升级。既要能应对好风险巨大的“灰犀牛”“大象”，更能防范“黑天鹅”甚至“小白兔”演化为“灰犀牛”。按照这一思路，要做到风险管理的提前预判和提早应对，我国耕地资源安全管控意识和能力亟需大幅提升。

三、以科技创新支撑耕地资源安全管控

自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首次提出“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以来，我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不断演进。2017年，原国土资源部明确将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管护作为新时期耕地保护的核心理念，为引导耕地资源管控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耕地资源与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从共同体的整体视角解耦耕地资源结构、功能、性质变化过程，阐明耕地“五化”现象的核心驱动要素，从而实现未来我国耕地资源安全形势的模拟预警。另一方面，要系统加快耕地资源的产能监测、健康管理、工程治理等关键技术研发，形成耕地保护的成套技术支撑耕地资源的精细化管理。

社会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担忧，实则揭示了我国耕地资源安全的短板。耕地“五化”现象已经持续多年，问题解决的关键是耕地资源管控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途径，推进我国耕地保护制度的全面转型。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