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达博士培养要求，可以转为以硕士身份毕业。这一经典的分流制度，近年来在我国高教领域的改革中，听起来并不会让人感到很陌生。然而，理念固然达成共识，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总是“曲高和寡”，鲜有真正落实。

在外界看来，这一现象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会发生改变。

日前，清华大学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全过程管理的意见》。《意见》提出，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应及早提出分流建议。部分高校也已制定了博士生分流或终止培养细则，将“博士资格考试两次均未通过”“开题答辩两次均未通过”等列为标准。

但是，依旧有专家指出，分流制度目前条件并不成熟。那么，是什么阻碍了博士生分流的步伐？

那些没有敲碎的“冰”

实际上，多年来上至部委下至高校，一直在为这项改革的成功进行着努力。

2013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之后，选择部分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较大、质量较高、改革基础好、改革意愿强的高校，开展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试点工作。2019年，教育部确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4所高校先行开展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其中都涉及了分流制度改革。

这一在国外高校成熟的制度，为什么呼吁多年却在国内高校推进缓慢？

曾参与博士生教育综合改革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指出，虽然博士生分流看似在高校内部就可以解决，但这一制度实则镶嵌在很多宏观制度的框架之中。比如，户籍管理。一名外地考生来北京读博，中途因未达要求没有毕业，在户籍上怎么派遣这名学生，是留在北京，还是打回老家，成为一大难以解决的问题。

教育系统之外的问题，显然比教育本身的问题更加棘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育系统之内的问题就容易解决。

事实上，我国对学籍有着严格的管理。

根据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办法》规定，普通高校学生（含专科、本科、硕士、博士、专科起点本科等）在同一学习时段，只注册一个普通全日制学籍。学历注册信息应与学历证书内容保持一致。学历注册信息包括：专业、层次、学制、毕（结）业、学习形式等。

“这就意味着学生入学时就确定了身份，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中途不能更改。这给高校的学位发放带来了相当的难度。”陈洪捷说。

分流真的适合“中国土壤”？

众所周知，分流制度是一件舶来品。但细分之下，国外高校也并不是全部采用这项制度。尽管美国、英国普遍采用分流制度，但多数欧洲国家并没有“分流”一说。以德国为例，博士培养不达标并不会转为硕士毕业，以至于在该国攻读博士的未完成率相当高。

由博转硕或淘汰，国外学生并没有中国式的“求情”“走极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学生以考试的方式进入硕士、博士的学习阶段，这本身就是一场竞争激烈、严格的选拔，而国外的硕士生、博士生多采用申请的方式进入，注重的是基本的学习能力、兴趣，而非专业知识。相应的，毕业时的心理预期也会不同。”陈洪捷说。

“这当中，至少存在两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侯定凯指出，首先，如果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通常指入学一年后），发现学生存在严重的学业不适应现象，需要淘汰或分流，那么更要反思的是入学环节是否有把关不严、不准的问题。通过分流机制来把控质量是否得要领？

其次，在“入口”不变的条件下，分流未必一定能发挥提高质量的效力。“分流制度原本期待给培养过程带来警示，但这样的压力如何传导到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各利益相关者？”侯定凯提出质疑。

他解释说，研究生培养的第一年中，通常以公共课和不同的专业课程教学为主，导师与学生的指导关系相对松散。到了分流关口，学校很难问责特定的部门或指导教师。而如果问责的对象是学生，他会认为，之前所学的课程都通过了，为何中期考核不通过就要被强制分流？学生心理上难以接受。如果中期考核的标准与之前的培养过程脱节，那么这项制度设计的问题就更大了。

在他看来，分流相当于把毕业环节的最终考核大棒“掰成几段”，分解到更多阶段加以实施，这在管理上会带来更多的成本和资源投入，但结果却未必符合预期。“容易给人一种错觉——研究生教育的第一阶段，就是入学考试之后的另一次选拔或淘汰。但在我看来，宝贵的研究生第一阶段教育，只是教与学双方的一段调适过程而已。”

怎样走出“试验田”

在调研中，陈洪捷发现，有高校声称执行了严格的分流、淘汰制度，但事实上，更多的高校实行的是“拖延”战术，通过延期毕业的方式，让学生自己补足短板。然而，仍然有不少博士生延期1年不通过，延期两三年仍然达不到毕业标准，最终被淘汰。

陈洪捷指出，目前的条件限制了博士生分流制度在我国的落地，但不可否认，理想的分流制度是保障研究生质量最重要的一环。

“需要一个体面的出路——允许没有达到博士培养要求的学生，最后拿硕士学位毕业，不至于付出过重的代价。”陈洪捷说，这也是高教界人士针对分流制度改革的共识。

而在侯定凯看来，没有达到博士生培养要求，并不能随便给一个硕士学位的攻读名额，特别是对于跨学科的学生来说，要实现由博转硕，应该符合相应的入学标准。这意味着，分流的同时，还需要配套建立更多复杂的管理制度。

部分高水平大学有灵活的自主权，在先行的改革试点中已有相关的细则。但陈洪捷表示，规定与能否真正实施、落实还有一定距离。“应该先从制度上入手，呼吁教育系统先行改革，改变学籍管理单一化的问题，打通由博转硕的途径。同时，呼吁人事管理部门给予由博转硕的学生灵活的户籍管理。”

“只有制度渠道畅通，才能把退出机制建立好，导师们的中期考核才不会沦为‘走过场’。在学位论文环节实行分流、淘汰，由博转硕，学生才能坦然接受。”陈洪捷说。

未来，随着清华等高校取消研究生发表论文的要求，越来越多专家、学者呼吁重视学位论文，后一种情形将有可能出现。

“在很多人眼里，学历与学位的获得基本上画等号。但实际上，各门课程成绩合格对应的是学历要求，学位则是更高层次的要求。如果学位要求不达标，只能给予学历证明。这样的制度必须落实下来。”侯定凯建议。

处理的方式可以多样，但 “严出”的风气已然在改革中逐渐升腾，这将给博士生学术文化带来正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