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引发了学术界对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如何进行应急管理的讨论。痛定思痛，我国应急管理短板何在？应急管理应如何发展？为此，《中国科学报》采访了中国应急管理学会副会长、中国安全生产科学院原院长刘铁民。

《中国科学报》：从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当地政府的应对措施看，我们应急管理方面还有哪些问题亟待加强？

刘铁民：目前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还存在很明显的系统脆弱性，很多方面准备不足，尤其是我国应急管理体制还处在改革后的磨合期，短板问题更加突出，当前疫情已经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我们应该深刻总结，不能再陷入“灾难事件导致巨大损失—反思、重视和加强投入—小概率事件短期内不发生—有关工作削弱—灾难事件再次导致巨大损失”的怪圈。

进入21世纪，我国先后发生了2003年SARS、2008年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4·14”青海玉树地震和“8·7”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以及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巨大灾难性事件。未来我们还会遭遇新的、甚至更严酷和复杂的巨灾和考验，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把可能百年不遇的灾难当作现实的威胁来准备，正视各类巨灾应急能力不足的系统性短板。

《中国科学报》: 怎样理解你刚才提到的“系统性短板”？

刘铁民：目前应急管理方面，对应对过程的讨论比较多，比如物资如何调配、人员如何管控等。当前更急迫的是尽快建立应急管理专家智库平台。

疫情早期，国家卫健委、疾控部门也派出专家，对疫情作出了一些基本判断。我注意到这些专家都是非常优秀的科学家或专业人士，他们最初的实地考察结论和后来钟南山院士等人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我们往往把问题归结为某个人或几个人的判断错误，实际上这是个系统的问题。在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抉择时，不应该仅仅依靠某一个人或几个专家，应该建设一套体制机制，以智库的形式集中集体的智慧，纠正个人可能出现的偏差，以保障决策在基本正确的方向上运行。

《中国科学报》: 这个智库专家平台应有怎样的运行机制？

刘铁民：在专家智库平台运行机制方面，国际上有些做法很有参考价值。比如美国在其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设有专家咨询组织，来自各领域最顶级的科学家和政府工作人员、决策者一起讨论重大问题，包括与美国总统保持密切联系。

我们首先应把针对巨灾的应急准备提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现在应对突发问题往往是临时性的，出现问题才去找应对办法，但一些可能导致危机的重大灾难的应急管理重点应放在事件发生之前的应急准备上。要建立一种常态化、系统性的，以能力为基础的应急准备模式，并最终形成可验证的能力。

在当前情况下，为解决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综合协调，需要建立一个议事机构，类似于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并成为党、政、军乃至社会各界参与的危机处理组织。当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只有这样的组织保证，才能有效地做好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处理好突发事件。

《中国科学报》:中国应急管理学会是否有类似智库的功能？

刘铁民：我国在应急管理方面有类似的机构，比如中国安全生产学会、中国应急管理学会、国家安全生产专家组，这些组织建立的初衷都是想起到类似智库的作用。但实践中，无论从国家还是地方等方面，还缺乏相应的机制和制度，难以保障其发挥类似的作用。比如，这些协会的专家其实也没有反映意见通畅的渠道。

一些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央党校等机构某种程度上起着智库的作用，但这些智库的专业范围较窄，主要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对新冠疫情这样的问题，一些做政治研究、理论研究的专家很难以做出正确判断。这要求我们在智库建设上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比如，派去武汉调查的专家中，不应该只有医学方面的专家。除医学方面的专家外，要让应急管理专家参与其中，这些专家在事发之前就应该进入工作状态，和经过系统的讨论。

对于极端小概率、巨大破坏性、高度复杂性的巨灾，任何地方都没有多少准备和经验，加之近年来我国应急管理体制刚经历重大改革，还处在过渡的磨合期，条块分割、信息渠道不畅、资源难以整合等问题，使得我们常常很难作出有效响应。我们的应急管理亟须从原来的单灾种、分散的管理，向多灾种、综合管理转变。

《中国科学报》:在应急管理专家智库平台建设方面，我们下一步应向哪方面发力？

刘铁民：我们的智库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效，发挥了相应作用。当前应该在体制、机制和制度化上进一步加强。首先，智库平台应具有广泛性。在国家相关机构的引导下，鼓励大学、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进行应急管理研究。这样才能保证智库平台专家研究领域的广泛性。像兰德公司、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哈佛大学的应急管理研究机构都是独立运行的，有的还是私立机构，但不影响它在国家重大决策方面所起的作用。

其次，智库专家回归专家的本质。我们现在存在一些奇怪现象，比如有些管理者确实很有水平，但没必要像专家一样对很专业的问题发表意见；另一方面，有些专家却经常从管理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倾向于政治上的抉择，这不是该有的现象，大家各司其职，专家要敢说实话，给出专业的判断即可，在此基础上怎样决策是管理者的事情。

最后，我们要依据国家的战略需求，有组织地构建国家级的平台，在国防、安全、医药、金融等各领域，大力培养应急管理人才。在我所熟悉的安全和应急管理领域，我们就缺乏能对国家重大决策提供决策辅助的队伍。

疫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仍将继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依旧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