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开学季”的高校按下了暂停键。面临毕业，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2016级博士生张国玉有些着急：“自己的毕业答辩怎么办？”“后续的博士后之路会不会因此耽搁？”

张国玉不是孤单的。和他一同犯愁的，还有一个更广大的研究生群体。“疫情搅得实验计划都乱了，所有事都至少延后半年。”“博士生还要补数据，不然没法毕业，时间上耗不起。”……近日，在科学网的一个热帖中，网友们纷纷吐槽“伤不起”。

实验的产出是论文。然而，论文这道硬杠杠，却在不久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教育部联手科技部发布《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提出“不宜以发表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作为学生毕业和学位授予的限制性条件”。

与之呼应的是，近日清华大学召开完善学术评价制度工作协调推进会，推进去年7月审议通过的《清华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标准规定》，明确将学位论文及攻读学位期间的创新成果作为学位审议的主要依据，不数论文。

这也为毕业季必须回答的这一问题——破“五唯”之后，该如何考核研究生的学术水平——拉开了讨论的序幕。

被疫情集体推迟的学术工作

相比很多毕业生，张国玉又是幸运的。

就在2月底，他意外收到学校的好消息，允许视频答辩。由于前期已准备就绪， 2月25日，张国玉率先进行了2.5小时的线上答辩，在线旁听这场答辩的有70余名师生。

而另一头，张国玉的导师、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教授邹建平表示：“全程都很紧张。”因为“5位评委，如有一人中途出现设备故障，没有录像的画面，答辩就是不合规的，须重新举行”。好在，答辩最后顺利完成了。

就在张国玉答辩的同时，不少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还耽搁在“路上”，如外审专家只接收纸质版、不接收电子版，论文的数据出问题须重新回到实验室核查，所在专业没有条件开展视频答辩等。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使得毕业标准有丝毫的妥协。

调整的是考核方式和资助政策。最近一段时间，清华大学、中南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纷纷调整毕业考核方式，开启线上论文答辩模式。为减轻延期毕业的压力，不少高校还出台了优秀博士生延期资助等通知，并规定未就业学生户口、档案可在学校保留2年。

毕业生之外，在读硕士生、博士生的日常学术工作也受到疫情的冲击。

最让邹建平挂心的是硕士一年级学生。“他们刚上完一年的课，看文献、思考问题的能力尚且不足”。他交代硕士一年级学生，“凡是家里有网络的，把网络充分利用起来，有问题随时与我沟通；凡是家里没有网络的，可以自行安排或者好好休息，等返校后再利用暑假时间‘补课’。”

对于硕士二年级、三年级学生的担忧，又是另一番光景。“他们忙于做实验，没时间进行系统全面的思考。正好可以利用这段空档时间，查找文献、思考问题。如果主动性不足，这段‘难得’的时间就会被白白浪费掉。”邹建平说。

在读博士生的问题有点复杂，但邹建平认为，“要比硕士生的影响小一些”。博士生有查找文献、思考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发论文与毕业挂钩，有着内生的主动性，所以这一阶段的博士生普遍是“比较慌的”。

有的博士生为进不去数据库、无法回校做实验着急，邹建平建议，博士生调整一下思路，“原先是先做好实验再整理文章，眼下可以先做部分整理，待返校后再开展实验”，力争把对后续论文写作的影响降到最低。

发表论文与毕业脱钩是否成“统一动作”

以“论文”为圆心，画一个圆，圈住的是数以万计的中国高校师生。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率先将SCI引入评价体系以来，国内学界主流观点认为，SCI是客观量化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这一观念影响深远。

从破“五唯”到破除“SCI至上”，现行的评价机制就像一辆急行的大卡车突然刹车，刹而不停，惯性犹在。高校层面的“指挥棒”尚未变，导师也不敢轻易放松对研究生的论文要求。

实际上，自去年清华公布学位审议“不数论文”以来，一些国内高校也开始研究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毕业脱钩的实施办法，社会学科教师李华所在的北京某高校便是其中之一。

“我们商量了一轮又一轮，学校的底线是‘论文发表必须与博士学位脱钩’。然而，教师觉得实在难以操作，因为学术论文的发表相对公平地反映了博士生真实的学术水平。”李华说，尽管平日里教授们对追逐SCI、CSSCI的乱象痛恨得“牙痒痒”，但是一时间也找不出更合适的替代品。双方僵持不下，以至于至今都没有明确的说法。

“一些偏软的学科，不同于数学、物理等硬学科有明确的学术标准，评审中产生的学术分歧更多。”李华也曾作为评委参加博士生答辩，眼见着同一篇博士论文，有的评委认为“非常好”，有的评委却说“不值一文”。

在李华看来，专利、决策报告容易暗箱操作，只有通过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才能在过程中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也因此，他给门下博士生立下了规矩，“报考我的博士生，学习期间必须发CSSCI论文或SSCI论文”。

完全取消在读期间发表论文这一指标，是否应成为高校的“统一动作”？邹建平认为，“顶尖大学有不少从零开始做起的研究性工作，对研究生论文数量的要求，会压制他们做一流工作的勇气、创造性。而对于非顶尖大学而言，尤其是对主动性、创造性较弱的研究生而言，论文还是保障质量最实在的硬杠杠。”

为“创新成果”剔除水分

不数论文，清华将“创新成果”作为学位审议的主要依据，但创新成果究竟是什么，尚未公布细则。

“创新成果”难定义，但教师们对于什么不是创新成果却是“心中有数”。

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喻海良告诉《中国科学报》，研究生们有一个通病——紧着好做、容易发论文的工作先做，而一些不容易、重要的工作却不做。“假如研究生坚持下去、进行系统性研究，最后可能出一篇很有创新性的大文章。但学生的出发点往往是先把论文发出来，因为论文数量、发表时间与毕业挂钩，谁都不想延期毕业。”

他希望，今后的学生评价，不能将这类图快的短文章纳入其中，“除了代表性的短文章，更要重点突出研究性长文章”。

综述也是追求数量之下的重灾区。综述仅看文献、无需做实验就可以完成，写不出论文的研究生，通常爱用综述充数。而且，综述容易发表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

“并不是说硕士生、博士生不能写综述，而是不允许只发3篇缺乏创新性的综述，且被SCI检索，就让他毕业。”在喻海良看来，所谓的创新成果，并不特指某个载体，其重点应落在“创新”二字。

而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看来，破“五唯”，意味着除了控制发表SCI论文这条途径之外，首先要承认“成果的多元化”。譬如，基础学科的学生应侧重考察其知识的创新性，SCI论文可作为标志性成果进行考核，而对于工科生而言则应注重其技术的创新性，专利可视为“创新成果”。

“只要是标志性成果（质量、贡献、影响）都可以作为代表作。”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在此前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如是说。

他指出，当前的科研领域至少包括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国防军工科研、成果转化、决策咨询等多个大类。从成果呈现形态看，主要有论文、著作、专利、报告等。大体而言，理科主要看论文，文科主要看著作、论文，工科主要看专利以及对产业界的实际效果。

但在操作层面上，眼下可能会遇到现实难题。以专利为例，我国高校专利注水现象严重，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不久前发文整治乱象，鼓励发明人承担专利费用，停止资助、授权奖励，加大对转化的事后奖励。

“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专利申请、认定，不再像从前那样随意。而且，发明专利的申请周期较长，通常要两三年，还存在一定的失败率。所以，绝大多数工科生，还是更倾向于发表论文。”邹建平说。

应把学位论文创新性提上日程

“破‘五唯’、取消在读期间必须发表论文这一指标后，一项要紧事就是把学位论文的创新性提上日程。”周光礼认为，这有利于研究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位论文本身，通过学位论文的创新性来评价学生的创新性。

有一年，他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招聘人才。一场座谈会上，来了30多名在该校毕业的博士，大多是国内的留学生。“他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国内毕业的论文要求太高了，我们都不符合。”这句话让周光礼记忆犹新。

“他们的意思是，国内读博期间要发多篇论文，而在国外读博只要把学位论文做好，就能毕业。由于在读期间没有发表过论文，回国内高校应聘缺少竞争力，这群博士索性就留在了国外。”周光礼解释道。

事实上，北美一些顶尖大学并不要求博士毕业一定要发表论文，但却对学位论文有着极高的要求。而我国则恰好相反。“博士的学位论文比较水，学位论文甚至还没有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水平高。”周光礼说。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博士生论文答辩时，最害怕的是被答辩评委“不合时宜”地问道——这篇论文的创新性在哪里？这一问题能把绝大多数博士生问倒，“要么创新性不足，要么认为创新性特别多”。

曾有学生写了篇30万字的毕业论文，导师认为创新性不足，建议他把论文压缩到15万字。导师后来又找了一名国外学者点拨他。国外学者看了论文之后，和这位导师提了相同的问题——你的创新点在哪里？学生说，我有10大创新。一篇博士论文有10大创新，可把国外学者“吓坏”了。最后这位导师只能幽默地答道，如果我不让他把30万字压缩到15万字，他将会有20大创新。

对于重视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喻海良也表示赞同。“评审时，要把实质性的创新点写明白，而不是说自己做了哪些工作。真正的突破性创新，其实有一点就足以让博士生毕业，不需要文件性地规定三四条。”

同行评价须重视细节

创新成果究竟谁说了算？其实，很多人心中已有答案——同行评审。

然而，就过往的经历来看，即便是同行评审，也存在大量放水的现象。导师之间相互打招呼，学生论文多交于关系网中的熟人评审，所谓同行评审形同“走过场”。

“重视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同行评审须在细节上做到位。”周光礼说。

评审专家为什么放水，有时候与各高校下发的评审标准太过笼统有关。周光礼也曾参加论文评审，拿到手的评审标准一般是一张表格上罗列5条，第一问这篇论文有没有研究价值，第二问作者阅读的文献充不充分，第三问文章是否有学术性……“评审标准本身缺乏区分度，导致评审出来的结果也缺少区分度。”

即便严格执行匿名评审，也有新的问题。喻海良指出，如今的匿名评审多是这样操作——把论文发到另一所大学研究生办公室，委托对方进行匿名评审。“有时候为了维护绝对公平，一旦匿名评审，论文反而到了非同行手中。”

对此，他建议，成立全国层面的专业委员会，把国内外与该专业相关的专家、学者，纳入统一的数据库。评审专家从专业委员会中随机抽取，从而避免“外行评价内行”的现象。

退一步说，最后并不是所有的高校都取消在读期间发表论文的要求。那么，假如论文尚在投稿状态，是否就意味着学生不符合毕业要求？必须等论文发表了，才允许博士毕业？

在喻海良看来，真正的同行评审，应允许把投稿状态的论文一同交给评审专家。只要是评审专家认为有创新性、质量能过关的论文，就应当视作创新成果，而不一定非得要求见刊发表。“一些论文本可以发在很好的期刊上，但因为这类期刊投稿周期长、退稿率高，学生为了毕业前发表，就随便找期刊发表。这样的做法并不利于学科的正常发展。”

预印本，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科研成果讲究先发表为王。考虑到期刊的发表周期，一些作者出于同行交流的目的，会在正式出版物发表之前，将成果公布在预印本上，再陆续寻找合适的期刊发表。

然而，预印本只是公开了成果，尚未进入同行评审环节。

“学生可将预印本寄给评委，进行同行评审。论文若有意义，评委认为值得发表，就可以视作‘等同发表’；论文若水平较差，评委认为缺少发表的价值，该文便不算数。”喻海良建议。

这样的评审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委的诚信与学术眼光。如果评委被公关，是否这套机制就失效了？

喻海良认为，实际上并不容易操作。“将来，高校要建立专业诚信库。评委认定为有发表价值的论文，最后没有期刊愿意刊登，评委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会被列入失信评价库中。”

同理，专利的授权、转化周期比论文更长。也有教育人士在网上建言，当下，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鼓励高校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未来，通过高校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评估的学生专利，是否也可以认定其为创新成果？如最后没有实现转化或被同行认定为没有价值，也应该追究相关的评估责任。类似的新探索，或许是一条更艰难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