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之道，贵在立志、立信、立行。立志即立报国大志；立信即讲信用，有自信，忠于自己的志向；立行即要有行动，不尚空谈，踏实工作。”1988年春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授朱亚杰给子女们送上了这样一个新“朱子家训”。

他一生的经历可以浓缩成六个字：立志、立信、立行。3月13日是朱亚杰的祭日，在他离开后的8000多个日子里，他的故事从未被人遗忘。

“只要供我上学，祖产片瓦分田不要”

1914年12月4日，朱亚杰出生于江苏兴化。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值国家内忧外患、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小学时，镇上来了一个回家探亲的留学生，身上穿的竟然不是长衫，而是西装革履。这个惹眼的青年人在少年朱亚杰的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留学是有出息的。

在扬州中学读书之际，朱亚杰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科学救国”的理想和抱负日益形成。有一次春游，他平生第一次看到火车，这让他对燃料化工和能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高中时，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父母劝他辍学回乡，而他却表达了求学成才的渴望：“只要供我上学，将来家中祖产片瓦分田不要。”

青年时期的理想与抱负，奠定了朱亚杰为国奉献的传奇人生。

1934年，朱亚杰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在旦夕。偌大的华北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朱亚杰一边发奋学习，一边积极参加解放先锋队。

1935年12月9日凌晨，朱亚杰随数千名大中学生走上街头，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他担任请愿示威游行队伍的交通员，骑着自行车穿梭于队伍中。当行进到前门时，城楼上的警察一齐鸣枪，一时人群骚乱，连自行车都被挤坏了。朱亚杰伫立在寒风中，凝望着高举的大旗，呐喊着：“前进！”

呐喊的声音、救国的脚步引领着朱亚杰科技报国的思索。

去志甚坚，恐吓是没有用的

1939年，朱亚杰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一医学院工作。四年后，正值英国文化委员会来中国招收留学生，朱亚杰幼时的留学梦再次燃起。他举家前往昆明，备考留学。

备考期间，家中条件艰苦，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桌子，朱亚杰就找来一块木板支在窗前苦读。功夫不负有心人。1947年，朱亚杰考取公费出国留学，赴英国曼彻斯特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研究生。

因时局动荡，原定的第三年的公费学费毫无着落，朱亚杰不得不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愿望，半工半读受聘于英国西蒙卡夫化工厂设计公司，任副工程师。

1950年9月聘用期满，公司赏识朱亚杰才能，许以“高薪续聘10年，并负担全部家属赴英费用”的承诺。而新中国的成立早让朱亚杰归心似箭，续聘的请求被他婉言谢绝。

“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如果英国参战，你很快就可能成为战俘，到时候后悔就晚了！”英国人甚至开始威胁他。

然而，朱亚杰去意已决。在爱国华侨的帮助下，1950年11月，朱亚杰终于回到祖国，回到阔别12年的母校，开始了在清华大学化工系的任教。

事后，英国老板只能叹息，“要为新中国出力的爱国分子去志甚坚，恐吓是没有用的！”

亲力亲为，被称为“不管部部长”

在清华大学从事教学科研的朱亚杰如鱼得水。他与两院院士侯祥麟共同主持、自主研制了我国第一个石油产品添加剂——润滑油降凝剂，为新中国化工事业发展立下首功。

1952年12月，国家燃料工业部委派朱亚杰参与筹建北京石油学院，任命他为筹备委员会委员。

从那时起，朱亚杰一生没有离开过这所学校。

朱亚杰对建校初期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课程安排倾注了大量心血。1953年，北京石油学院成立时，他受命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人造石油专业，担任人造石油教研室主任，为新中国石油工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石油科技专门人才。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的10多年里，人造石油从1952年的25万吨发展到90多万吨，他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后来的石油炼制系主任，他开展的一系列教学科研工作为生产解决了诸多实际问题。他率领一批青年教师和学生参加了顺丁橡胶会战，项目在石油石化行业全面工业化。该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为新中国工业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学院的建设发展，朱亚杰事事关心、亲力亲为，别人不管的，都交到了他这里。师生亲切地称他为“不管部部长”。

1969年，学校迁校山东。迁校期间，大批图书资料只能堆放在露天广场上，这让朱亚杰心疼不已。一天中午，几个学生看到一位瘦高个儿的老人。他冒着风雪，十分仔细地将散落在书堆外面的一本本精装外文书捡起来，拂去表层的土和雪，认真归类，用绳子捆起来。他做得那样细心，又是那样一丝不苟。这位老人便是朱亚杰。

在他的心中，教学与科研已成为一生的挚爱与伴侣。

“要想动土，除非推土机从我身上碾过”

“文革”期间的华东石油学院，一切的教学科研秩序都被打乱。1970年，朱亚杰被下放到农场放羊。泛白的盐碱滩上，刺眼的阳光和朱亚杰挥舞羊鞭的抽打声，构成那个特殊年代的“苏武牧羊图”。牧羊人被肃杀的风吹散了头发，却依然忧国忧民，他用笔直的身板告诉世人自己依然一身傲骨。

1972年，根据国家安排，朱亚杰作为特邀专家，走遍国内几乎所有的炼油厂协助安装外国进口设备。辽阳化工厂从法国进口了一套乙烯裂解炉，说明书上注明热效率是83％，但经朱亚杰核算后，只有81％。面对这样的结果，法国人惊讶于中国竟然有人会计算这套炉子的热效率，不得不承认提高2％是为了商业需要。朱亚杰用他精湛的专业水平，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文革”后期，朱亚杰再次执教。为了挽回“文革”对石油科技和教育造成的损失，朱亚杰在阴暗潮湿的“干打垒”（一种简易的建筑）里伏案撰写教案、开展科学研究。

1980年，改革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朱亚杰迎来人生发展新篇章——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如何让混乱中的石油高等教育尽快走上正轨，并大幅度提高层次，时任华东石油学院副院长的朱亚杰心急如焚。他不顾年近70的高龄，四处奔波，呼吁在北京建立研究生部。

经多方努力，1981年6月，学校获准在北京原校址内建立研究生部。从一纸批文到办成实体，中间有着太多的艰难工作要做。学校迁出北京后，房子已被别的单位占用，上级批文要求从现有房屋中调剂，但谈何容易？年事已高的朱亚杰拄着拐杖，挡在拟将土地挪做他用的推土机前，高喊：“要想动这里的土，除非从我身上碾过！”

他一间一间找房子，一寸一寸争地皮，一件一件运家具……功夫不负有心人，研究生开学典礼如期举行。

朱亚杰先后参与了创建北京石油学院、华东石油学院和华东石油学院北京研究生部，在中国石油大学历史上的三次重大创业中，呕心沥血。一位领导评价他：“没有朱院长，就没有中国石油大学的今天！”

“去旗，否则以集体退场表示抗议”

1986年7月，第六届世界氢能会议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世界4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盛会。朱亚杰作为中国氢能源协会主席，率团代表中国出席会议，并被与会专家推举为会议副主席。

会议招待会上，大厅里人头攒动、彩旗悬垂。然而，就在宴会开始前，朱亚杰却发现大厅中竟然悬挂着台湾当局的旗子。他疾步找到会议主办方，“必须立即把台湾当局的旗子去掉，否则我方将以集体退场表示抗议。”

朱亚杰言辞坚决，主办方查询后得知是工作人员缺乏国际知识造成的，立即按朱亚杰要求做了处理，并在祝酒词中对此事深表歉意。与会各国科学家对朱亚杰维护祖国尊严的举动，报以热烈掌声。

作为中国新能源的奠基人，朱亚杰上书国务院，希望将新能源研究列入国家研究计划。他在1990年主持了我国第一个新能源国家攻关计划，为“九五”以后我国氢能和可再生能源研究奠定基础，促进了我国氢能技术的发展。

1996年病重住院期间，朱亚杰拖着病体，仍然继续工作。他念念不忘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与前来看望他的中石油领导、石油大学的负责人一再商谈我国石油工业和石油教育的发展大计。

他十分关心研究生的培养和科研工作，对每一名学生的毕业论文严格把关，逐字逐句修改。病危之时，他指导的博士生刘晨光出国进修前来看望他。朱亚杰因插呼吸机管子不能说话，仍忍着病痛，艰难地用笔书写在纸上交谈，一再嘱咐刘晨光要注意考察国外新能源研究情况，早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中国科学家辞典》中这样评价朱亚杰：“为人耿直坦率，疾恶如仇，从不趋炎附势，洁身自爱，风度优雅，慎思敏行，事必有成，益必利于国。他用人唯贤唯才，教人务实务本。”

他用一生诠释了知识分子不谋私利、以天下事为己任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