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应对新冠病毒之时，从非洲之角到印巴边境和伊朗南部，三场蝗灾已经拉响警报。其中，以非洲之角灾情最重。联合国粮农组织判断，非洲蝗灾波及区域达26万多公顷，规模为25年一遇，1平方公里的蝗群1天就能吃掉3.5万人的口粮，该地区1190万人的粮食供应受到直接威胁。

那么，此次蝗灾是否可能波及中国，让受到疫情困扰的国内经济雪上加霜？中国治蝗技术储备如何？在此次蝗灾中可能发挥什么作用？对此，《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中科院院士、生态和昆虫学家康乐。

与降雨密切相关

关于此次蝗灾是否可能波及中国，康乐表示：“应不会对我国形成严重威胁”。

他解释说，现在，非洲、阿拉伯国家和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发生的蝗灾是由沙漠蝗造成的，这种蝗虫在中亚和西亚也可以形成灾害。但中国不是沙漠蝗的分布区。上世纪初，有科学家报道在我国云南发现有沙漠蝗，但未被之后的科学家再次证实。

关于此次蝗灾的成因，康乐表示，沙漠蝗的发生与蝗卵孵化期和降雨密切相关，降雨会增加孵化率。因此，降雨量和频次对沙漠蝗的预警和预测非常重要。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上一年蝗虫种群密度较高，产卵量很高密切相关。如果具备上述原因，笠年温度比较高，回升比较快，就容易导致蝗灾的爆发。

从中国历史上看，很多蝗灾与干旱联系在一起。在上述地区，为何降雨反而有利于蝗虫的繁殖呢？对此，康乐表示，干旱造成的蝗灾主要是指飞蝗带来的蝗灾，它和造成这次东非蝗灾的沙漠蝗是不同的种类。另外干旱也是一个相对概念，不能认为越是干旱蝗灾越严重。中国的飞蝗发生基地是与海边、河边和湖边湿地密切联系的。

对于沙漠蝗来说，其种群密度的高低主要受限于食物丰富度。一般年份，沙漠中植被稀疏，沙漠蝗难于获取充足的食物而存活率低。一旦降水量大，植被茂盛，将使得沙漠蝗种群密度急剧上升。另外，在蝗区爆发后，蝗虫可以向邻近的农作物种植区迁移或迁飞，从而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中国治蝗很成功

在我国历史上，飞蝗曾与旱灾、水灾并称三大自然灾害。“飞蝗是我国千百年来蝗灾发生的主要种类，它的分布区比沙漠蝗更加广泛，除了南北美洲和南极之外，还分布于地球各大陆和太平洋、印度洋岛屿。”康乐说。

据介绍，飞蝗的原本繁殖区在河、湖、海边缘地区，黄河、淮河故道曾是其主要发生区。大旱之后往往造成河滩、湖滩的裸露，形成飞蝗非常喜欢的产卵场所，从而使得蝗虫越冬产卵量高，种群密度会急剧上升。“如果具备上述条件，再遇上暖冬，笠年春季雨水比较丰富，温度回升比较快，就容易导致蝗灾在蝗虫繁殖区（蝗区）的爆发。”康乐补充说。

中国曾是世界上遭受蝗灾最严重的国家。据《中国救荒史》统计：秦汉蝗灾平均8.8年一次，两宋为3.5年，元代为1.6年，明、清两代均为2.8年，受灾范围、受灾程度堪称世界之最。那么，史书中的蝗灾，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少听到了呢？

对此，康乐表示，这是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我国科学家结合黄河、淮河、海河的治理，将我国大部分蝗区进行了改造，使蝗区面积大幅度缩小，种群密度长期控制着较低水平。在过去的40多年来，虽然在局部地区蝗灾时有发生，但是没有形成迁飞危害和严重的经济损失。但是，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和种植方式的改变， 特别是干旱导致的河流断流、湖泊水位的下降导致大量荒地的产生，极易引发飞蝗蝗灾，这是我们必须要加以注意的。

“我国蝗灾治理是非常成功的，主要是改治结合策略。通过蝗灾发生区的生态环境改造，消除适宜蝗虫发生的环境；同时，利用生物防治方法控制种群数量，并利用化学药剂及时防治高密度的蝗虫发生区。”康乐说。

正在洽谈合作事宜

让康乐感到自豪的是，近20年来，国际上蝗虫研究的主要突破性进展都出自他所在的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团队。2014年，康乐和团队破解了飞蝗基因组，他们发现飞蝗的致死基因和两型转变的奥秘可以启发人们发展新型农药。

最近，在中科院的支持下，康乐与团队完成了绿僵菌的基因改造。“它的杀虫毒力非常高，有国际专利，有望在控制飞蝗和沙漠蝗蝗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康乐对记者说。

此外，他所在团队还完成了飞蝗的基因编辑工作，编辑后的突变体蝗虫失去了聚集能力。“根据飞蝗群聚气味，我们可以释放飞蝗群聚拮抗剂，阻止飞蝗聚集和迁飞。”康乐介绍。

那么，中国的治蝗经验和技术储备是否可用于此次国际救援呢？对此，康乐表示，因为沙漠蝗与飞蝗的发生特点和环境不同，直接将我国改造蝗区的经验移植过去可能不太现实。但是，我国科学家开发的真菌生物农药和群聚拮抗剂结合化学防治可以应用到非洲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实际上，我们已经与非洲科学院和有关国家的科学家取得了联系，正在洽谈合作事宜。”康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