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一个个患病者的故事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有人症状轻微并逐渐自愈；有人病情突然恶化甚至英年早逝；还有的人已经感染，却因迟迟没有症状而成了“沉默的传播者”……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的症状，为何如此多样化？

症状多样、个别潜伏期长、有可能无症状传播——这个病毒的“狡猾”似乎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想。

对此，两位专家向《中国科学报》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些“狡猾”特征在病毒中都并不罕见，不容轻视，但也无须妖魔化。

同时，专家也警示：潜伏期长、隐蔽性强的病毒，最终成为常在传染病的可能性较大，呼吁大家要做好相关预案和准备。

《中国科学报》：人类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的情况，从没有症状，到轻症，到重症再到死亡都有——为什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的症状表现如此多样化？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被感染者的结局呢？

▲ 北京交通大学 与生物工程研究院教授何金生：

感染同样病毒的患者出现不同的结局，确实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个体遗传因素的差异也是存在的。

病毒感染宿主后，会唤起宿主产生包括干扰素在内的固有免疫应答机制，以抑制病毒在细胞内的增殖及体内的播散。

而干扰素的应答水平受病毒和宿主两方面的影响。

从病毒的角度，一定会抑制这种应答，这是普遍规律；从宿主角度来看，受遗传等因素影响，个体间的固有免疫应答水平是不一样的、随后的适应性免疫应答也是不一样的。

免疫应答的差异会影响病情的发展、转归和预后。

客观的说，此次影响新冠肺炎病情的因素比较复杂，年龄因素、基础性疾病、收治时间和医疗水平等都不能忽视，即使这样，个体遗传因素的影响也是存在的这在病毒性传染病中并不鲜见。

以单纯疱疹病毒感染为例，在大多数人主要是引起黏膜和皮肤的局部疱疹，症状轻、不危及生命，但是在某些病人会出现致死性脑炎，现在认为这种致死性脑炎的发生和患者固有免疫应答通路上的相关基因存在突变有关。

另外，像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的儿童，绝大多数是没有脊髓麻痹后遗症的，但有极少数儿童会留下终生残疾。

现在也有观点认为，在这些后遗症儿童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当然，个体差异并非完全由遗传因素决定，还与是否有良好的卫生和运动习惯等有关。

目前大家热议的“细胞因子风暴”，也存在个体遗传差异的因素。

《中国科学报》：新型冠状病毒的“无症状传播”和长达14天甚至可能更久的潜伏期，给疫情防控带来了很大困扰，也给公众造成了一定不安。这是这种新病毒特有的杀手锏吗？

▲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圳）院长舒跃龙：

不是。很多病毒都存在这种无症状传播的现象。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与SARS差距并不大，平均潜伏期基本在一周以内。

▲ 何金生：

要论潜伏期长、隐蔽性强的病毒，HIV病毒一定名列前茅，其潜伏期在半年到15年不等，平均潜伏期在8-9年左右。并且艾滋病在潜伏期也是有传染性的。相比之下，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不算惊人。

《中国科学报》：鉴于隐性感染人群存在，我们目前看到的病死率等数据还准确吗？

▲ 何金生：

目前我们看到的数据是基于确诊病例的统计，病死率约为2.7%。实际病死率应该比这个要低，因为一定还存在大量隐性感染人群，没有症状或仅有轻微症状。

可以通过血清学的方法分析感染2019-nCoV的实际人数。现阶段治疗病人、抗击疫情固然是第一位的任务，但作为疾病防控的重要工作，流行病学研究也应进一步加强，并尽快开展起来。

《中国科学报》：放眼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史，我们这次遇到的新型冠状病毒是否刷新了我们对病毒的认识？它能算得上是格外狡猾的“硬茬”吗?

▲ 舒跃龙：

新型冠状病毒的确很“狡猾”，但“狡猾”本来就是病毒的特性。

病毒的“狡猾”大大提高了防控的难度和成本，但人类对它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如果没有症状的人感染别人导致发病，我们可以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把整个传播链搞清楚，然后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医学观察，把传染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目前来看，我认为这个病毒还不算刷新了我们的认知。只是对于任何一种新发传染病，我们在开始阶段对它的认知都是有限的。

▲ 何金生：

新型冠状病毒确实是个“硬茬”，这与人群普遍易感和存在无症状感染者等有关。

但更具破坏力的，一是前期关于“传染病威胁性下降”和“防控措施完善有力”的不当宣传，使民众和政府官员对暴发大的疫情缺乏足够思想准备，大家盲目认为当年SARS那样狼狈的局面不会再现；二是具体的防控策略上，缺乏一套科学、管用的应急方案，在疫情应对初期未能坦诚面对公众的质疑，未能统筹好科研、疾控和行政之间的关系，没有发挥出各自的长处。

因此，面对疫情出现了措手不及、准备不足的问题，在遭遇战中，未能及时把握住早期控制疾病传播的机会。

病毒“狡猾”，但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自己。

《中国科学报》：看来人类并不缺少跟“狡猾”病毒斗争的经历。从这点来看，历史给了我们哪些经验和教训？

▲ 何金生：

历史上，潜伏期长、隐蔽性强的病毒，最终成为常在传染病的可能性比较大，难以像17年前的SARS病毒那样消失。

不能排除此次疫情演变成常在传染病的可能性，应有这方面的预案和准备。

此外，当年人们很快找到了SARS病毒的中间宿主果子狸。

而这一次，因为种种原因，人们探寻新型冠状病毒中间宿主的进程并不顺利。中间宿主不明确，在防控上存在隐患，有可能出现“死灰复燃”，也不利于我们弄清楚这个病毒的传播链和进化史，并据此加强对未来新发或再发冠状病毒的预警。

《中国科学报》：我们现有的防疫措施和力度，足够打赢这场仗吗？

▲ 何金生：

就我所知，目前的措施和力度是空前的、是最高级别的，SARS时期仅是封闭了感染者居住的小区，而这次采取了封城的措施，这也说明此次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实际影响超过了SARS。

这既与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强，特别是潜伏期或无症状者有一定传染性有关，也与经过近20年的高速发展，城市人口聚集度和聚集性活动的规模远超2003年有关。

从封城至今，在没有有效的防治药物的情况下，在确保社会发展、稳定的情况下，我们采取的防控措施是专业的、有效的，应该坚持、并根据疫情的变化进行调整。

在这个过程中，在疫情面前，没有谁能置身事外，大家都要尽己所能避免发生不应有的失误。

《中国科学报》：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加强的措施？

▲ 舒跃龙：

监测病毒的变异。除了实时追踪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力和致病力之外，还要监测病毒是不是还会感染别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