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与风险控制入手，改革机制体制，加速发展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新塑料经济模式。”12月28日，中国石油消费总量控制和政策研究项目举办线上发布会，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副教授曹淑艳在发布《中国塑料的环境足迹评估》报告时表示。

多年来，以塑料为代表的“白色污染”问题，成为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实现塑料制品可替代、可降解，成为科研和产业重点关注的方向。

在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支持下，曹淑艳团队编写了《中国塑料的环境足迹评估》报告，研究了中国塑料物质流，分析了塑料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包括能源足迹、碳足迹和水足迹。在此分析基础上，报告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塑料消费减量（“塑控”）的目标、路线图、保障措施和预期效益。

塑料已成为“超级垃圾”

塑料消费，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严重的环境污染。

报告显示，截止到2015年，人类累计排放了约63亿吨塑料垃圾，其中接近80%的塑料垃圾被填埋或遗弃。塑料工业目前消耗了全球8%的石油，其生产和使用环节的碳排放约占全球总碳排放的4%。

曹淑艳在发布报告时表示，如果仍以目前的惯性模式发展，到2050年，全球塑料生产将消耗全球20%的石油，生产和使用的碳排放约占全球碳预算总额的15%。

“塑料消费不仅给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也加速了石油消费增长。”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高级顾问杨富强表示。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塑料生产与消费国，包装与建筑是两大主要消耗部门。我国的塑料生产与消费总体处于增长通道。

报告显示，1949～1990年，我国初级形态塑料生产累计产量为2000万吨；但从1991年以来，初级形态塑料生产加速，截止2019年，全国初级形态塑料产量累计已超过10亿吨。

塑料在自然环境中降解一般需要数百甚至上千年，从环境容量的角度而言，塑料已经成为“超级垃圾”。以2017年为例，当年全国消费塑料约7600万吨，约54%的塑料被填埋或遗弃。

曹淑艳团队在报告中首次系统量化了中国塑料产品的环境足迹。以应用广泛的塑料聚乙烯（PE）为例，不同品质的PE制造环节的环境影响不同，其中高压低密度聚乙烯（LDPE）生产的环境影响最大。每吨LDPE生产的能耗为0.96吨油当量，取用水资源16.6立方米，碳排放2.98吨。

报告强调，在塑料领域，“可降解”并不等同于低环境影响。塑料的本质碳龄、在产品链中的位置，加上后端处理处置方式，共同决定着其全生命周期的综合环境影响。如果处置的方式是焚烧，化石基的可降解塑料比不可降解塑料更不环保。

发展新塑料经济模式

杨富强指出，我国未来要逐步禁止对环境污染严重、回收困难的塑料产品消费，并对可回收利用的塑料和生活必需品的塑料消费实行“限制”与“替代”。

“例如，在生产和消费两端发力，建立禁止生产的塑料种类目录。”杨富强表示。

考虑到扩大垃圾焚烧规模不仅会损害公众健康，还会加剧财政负担和资源浪费，曹淑艳在报告中建议，扩大循环利用塑料的规模。“每1吨废塑料保守估计可替代0.67吨洁净的树脂原料，由此避免1吨石油资源消耗和1吨垃圾焚烧，综合减排5吨二氧化碳。”

报告认为，推动塑料经济从开环的线性模式走向闭环的循环模式，是一场从理念、技术、管理及生产、消费的系统性变革。“推动这一变革的关键在于：促进易回收的塑料实现100%回收，提高塑料在经济系统的循环性能，减量发展与平衡发展。”曹淑艳强调。

报告由此建议提出了未来15年我国“塑控”的总思路：从原料生产、加工到产品销售、使用及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环节入手，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与风险控制入手，改革机制体制，加速发展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新塑料经济模式。

分类管理，减量发展

曹淑艳在报告建议中提出了我国“十四五”时期和中远期的“塑控”目标：到2025和2035年，我国家庭塑料消费较2017年分别减少10%和25%。

报告估算，“十四五”时期，通过“禁止、限制、替代”等措施，可累积减少传统化石基塑料消费1180万吨，如果算上减量焚烧的贡献，预计可节油2500万吨；此外还可累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亿吨，相当于35个500兆瓦煤电厂全年的碳排放量。

杨富强指出，塑料生产和消费的“禁止、限制、替代”，不仅是促进我国石油消费尽早达峰的重要抓手，还对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根本好转、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环境足迹的研究分析，报告建议提出了我国“塑控”的总策略：分类管理，减量发展，抓准热点，以政策优化与创新发展作为促进与保障机制。

“我国未来的‘塑控’要抓住超市、餐饮店等热点场所，塑料袋、一次性餐具等热点产品，捆绑及赠品型销售和包装型搭售等热点行为，以及产业链服务保障创新，包括生产者包装设计创新、外卖餐具利用模式创新、物流包装利用模式、塑料回收分类创新。”曹淑艳强调。

“我国应建立全生命周期评估（LCA）视角下的塑料管理机制。”报告建议，应重点对塑料产品（含塑料包装）制定强制回收目录，以及出台与回收再利用配套的塑料分类技术规范；夯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试点塑料押金制度，配套回收系统与押金返还途径，对塑料袋、一次性塑料产品的“费改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