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本周五，中国科普作家协会2020年会科普教育分论坛“弘扬科学家精神 发展科普创作”论坛将在北京举行，作家星河是8位专题报告者之一，他讲的题目是《书写文明的创造者——科学纪实文学作品创作谈》。前不久，他在中科院做了同题讲座。“文明的创造者”指的是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也就是说，报告的主题是谈他如何创作科学家的形象，为他们写传记以及报告文学的。

星河身份或者说标签是科幻小说作家，怎么“转行”写科学纪实作品了？科幻作家或者说作家创作这类题材有什么优势吗，他又是如何写的呢？为此，《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星河。

应约而作

此前不久，星河刚交给出版社30万字的郭光灿院士传记。这是他创作的第三部科学家传记。

差不多20年前，星河受到相关部门的邀约，采写了“北京十大杰出青年”中的龚旗煌、吕植、赵春江等科研人员，“说实话，虽说创作得十分认真投入，但当时还不会写报告文学，成文更像报道或者实录。”星河说。

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是从写李振声院士的《麦浪如歌》开始的。2008年，星河应约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振声撰写报告文学。“写完《麦浪如歌》，我感觉自己对报告文学算是略有了解，初窥门径。”

采写植物分类学家刘全儒也是应约而写，传记《解密绿色档案》于2012年出版。之后，星河又写了《“贾立群牌B超”》《三月第二个星期四》《夸父的手杖》等报告文学。

值得一提的是，《夸父的手杖》是星河主动写的。北京对口援疆的地区是新疆和田，当时星河在和田援疆讲课，无意中了解到水利专家王蔚的事迹。王蔚将其一生献给和田，修建了大小近60座水库。这让星河很感动，于是决定再赴和田，为早已谢世的王蔚留下一笔纪念。

从创作科幻小说到科学纪实文学作品，无论是“错位”还是“赶鸭子上架”，这皆是因为国内缺乏能写科学纪实文学的作者。

众所周知，这类作品对作者的要求比较“苛刻”——需要作者既要具有一定的文采，还要对科研领域有所了解，至少不能是一个彻底的“科盲”。这两点很难兼顾。星河理工科出身，从事科幻小说和科普创作多年，基本满足了这两点要求。

有星河这样能写也愿意写的作者，也因此就有了应约而作。尽管如此，但“我从来都乐于领命，”星河告诉记者，“我对科幻的热爱，部分原因也来自未能投身科研的遗憾，所以对科学家的研究历程也确实好奇。”

跟着他们的脚踪

一部追溯“911”事件来历的纪实作品给星河留下深刻印象，这就是曾获普利策奖的《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作品的最终落点是“911”事件，但开篇却起始于20世纪40年代，纵贯半个世纪的历史。后半部分描写特工人员对恐怖分子功亏一篑的追踪历程，其紧张程度丝毫不亚于一部精彩的侦探小说。为此作者钻研各种资料五年，走访多国进行了数百次采访，最终才得以完成这部巨著。读罢之后，星河将其视为自己创作纪实文学的标杆。

在撰写过程中，星河同样是“一步步追寻这些科学家的跋涉踪迹得来的”。

写李振声传记时，星河到李振声昔日读书的山东济南，以及他工作多年的陕西杨凌，跟着李振声的学生在麦田里观察，忠实地记录下了李振声大半生的工作与生活。

进入并参与到科学家的工作场景中，星河认为这点很重要，他打了个比方，“我在科学家实验室里坐上一天，哪怕目睹了他的所有操作却丝毫不懂其所以然，写出来的科研过程也比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要强得多。”

刘全儒被誉为“华北植物第一人”，但他本人却十分低调。为了全面了解刘全儒的学术贡献和科研进展，星河跟随他的研究生听了整整一学期的植物分类学课程，与他们一起上课、做作业、出野外甚至参加考试。

写肾病专家汪涛时，星河随他一起出诊，还深入病患家中，考察如何在家中透析。

写王蔚时和田机场正在重修，只能在喀什落地，且要深夜驱车穿越大沙漠。为了采访因王蔚引水而受益的农民，星河前往刚发生过地震的皮山农村；为了亲睹水患与抗灾场景，还深入到洪水就从脚下滚滚流过的抗洪一线。

虽然多数传主并非是星河自己的选择，构成了一定的限制，这就需要深入地挖掘，星河说他重点关注两方面，即科研上的独创性和生活上的特别点。

“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是事先了解科学家的生平及科研经历与成果。在我看来，完整地占有资料与聆听科学家的述说同样重要。”星河表示。写王蔚时，星河不但一页页翻看他的工作笔记，同时还查阅了大量的历史和地理资料。

没有完整的资料，往往很难从逻辑的角度理解科学家的述说。有时传主叙述的支离破碎且有不准确的地方，比如采访郭光灿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兼同事谈到一个事情，与郭光灿本人以及各种记录都不相符，最后发现是他的原始印象错了。“很多事情要寻找不同来源，互相佐证才可以。”

但有些资料也有一定程度的问题，此前的书写者为了叙述方便而做过处理，远非科学家第一手的原始述说更为准确。

查阅资料、近距离接触传主、多方面采访，一样都不能少。这样创作所花的时间就会不少，郭光灿的传记用了三年时间才完成，刘全儒的传记用了一年时间。写报告文学用的总体时间短点，但相对劳动不少，采访过程也一样，除了本人，仍要采访他们的家人、学生、同事等。

寻找不一样的开头

星河之所以会做《书写文明的创造者》这场讲座，是因为听讲者大都掌握有著名科学家大量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但缺乏创作实践。“采写科学家，不是简单地录音整理，资料堆积，而需要捕捉细节，结构文章，以‘横断面’的方式追溯他投身科研的一生，描绘其学术生涯的点点滴滴。”从题目到结构，从形式到细节，会有因人而异，但也有其共通之处。

传主的专业是个难点，相对其他领域，科学这块更需要作者更多下功夫。

星河写的几位科学家和科研人员都是不同的领域，李振声是遗传学家，刘全儒做植物分类研究，郭光灿是量子信息学家，这些领域此前星河都没接触过，完全不懂，写完后，星河笑称自己基本上能做通俗科普，“首先需要有学习的能力，写科普也需要。这也是自我挑战吧。”

怎么样才能更快理解这些科学家的工作及相关专业知识，采访科研人员的亲友故旧以及学生，是星河的“秘密武器”。当他发现科学家的某位学生善于科普，能把高深的道理讲的非常通俗，他就找这位学生来讲解。

星河到郭光灿的家乡——福建泉州的一个渔村，采访他小时候的玩伴。因听不懂当地的语言，由郭光灿的堂弟做翻译，这位堂弟讲了郭光灿小时候带领大家用绳子玩“打电话”的故事。星河觉得很好，正是有关通讯的雏形。后来就把这个故事写在了全书的开头，这和郭光灿做的量子信息研究联结起来了。

相比之下，科学纪实文学的吸引力自然远不如科幻小说，如何让读者能够喜欢，就需要作家自己想办法了。因此，星河“格外注意开头和题目。都是我自己从采访资料中，刻意找到的噱头。这样引出都比较吸引人”，对此，他笑称“不谦虚地自豪”。

一名学成归来的分子生物学毕业生对他的农民父亲狂傲地说道：“用您那落后的栽培方式与管理方法，这棵树连10斤苹果都收获不了！”“你说的没错，孩子。事实上它连1斤苹果都收获不了。”父亲平静地告诉儿子，“因为那是一棵白梨树。”这是《解密绿色档案》开始的故事，说明了植物分类学的重要。

由美国农业学者、《谁来养活中国》的作者莱斯特·布朗引到一生从事与农业和粮食相关的李振声；1977年，570万试图靠知识改变自己命运的考生走进考场，他们中的几个人（后来与贾立群成为同单位同事）的生命轨迹将在某个空间点交汇，成为“贾立群牌B超”；写肾内医生汪涛的标题“三月第二个星期四”，是从每年的三月第二个星期四被定为“世界肾脏日”而来的，等等。

这样的开头和标题不得不说是能吸引读者的。

自然地书写他们

尽管星河认同增加文学化手法，但他对此的原则是，纪实作品中“一个字都不要虚构”，哪怕是类似“科学家一个人在房间里皱着眉头凝神思考”之类都不要。他认为，情节或画面一定要来自亲眼目睹或者科学家本人或旁观者的亲口叙述。能够做到没有一点虚构依旧具备可读性才是最为可贵的。

这时细节最能打动人。刘全儒每次上课前，先让学生随便拿出自己拍摄的照片，他就马上说出是什么植物。有一次星河拿来一些照片，他看后判断说，根据这些，就能明确知道这些照片拍摄于长江以南。

星河认为，科学家传记的受众主要以青少年和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居多。在很大程度上也许读者更多的是“被导向”，在创作时必须顾及他们的阅读感受，不能为读者所接受的书写方式自然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在国内，科学家的形象一向是正面的、好的，似乎很少去说他们的缺点，记者好奇星河在创作中是如何对待这一问题。

星河表示，这是一个现实问题，目前恐怕没有什么好办法，至少在大的方面不好改变。他只有在细节方面做到尽量不神化。所谓的不神化，就是不去刻意神圣化科学家的一些举动。

“不神化，基本上只能做到——他说的，不实的，我不写；而做不到——我知道的，他不愿意写的，我还写。”星河坦言。

国内优秀的科学纪实作品不多，这和作者的缺失有关，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许多。

首先是书写过程非常不容易。星河谈到他自己采访经历，首先要跑很多地方，采访很多人。其次是需要整理资料并进行核对，被采访对象会提到许多人名，之后作者就要逐个查找背景资料。另外就是要了解相关专业领域的基础知识。

“既要克服上述那些困难，还要文理兼修，投入产出比相对比较低。”星河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