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仙洲的《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

王振铎的《科技考古论丛》

李约瑟的《机械工程史》

中国古代科技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这些精神都值得当代人大力弘扬。对中国科技传统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中外学者为此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今年是刘仙洲（1890~1975）诞辰130周年、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诞辰120周年和王振铎（1911~1992）诞辰109周年。笔者谨撰小文，纪念这三位中国机械史学科的创建者。

刘仙洲：“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机械工程教授刘仙洲参照现代机械工程学科框架，率先发现了文献和文物所反映的古代机械技术。

 刘仙洲先生

1935年清华大学刊印了他的拓荒之作——《中国机械工程史料》。该书分为11个部分，即：普通用具、车、船、农业机械、灌溉机械、纺织机械、兵工、燃料、计时器、雕版印刷、杂项和西洋输入之机械学，勾画了古代机械史的大致范围。

1935年之后，刘仙洲一边搜集和整理史料，一边做专题研究，发表了关于原动力、传动机构、计时器、独轮车等方面的专题研究论文。

1956年2月中国科学院召开关于科技史研究十二年规划的座谈会，刘仙洲和袁翰青等专家在会上主张把科技史建设成一门学科。

经过二十几年的积累，刘仙洲写出一部中国古代机械史，即《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此书在1962年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部书以机械学的学理为主线，重点阐述了中国古代在简单机械、原动力、传动机构等方面的“发明”，构建了中国机械史学科的基本框架。

刘仙洲在“绪论”中强调：“我们应当根据现有的科学技术知识，实事求是地，依据充分的证据，把我国历代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分别的整理出来。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早就是早，晚就是晚。”

王振铎：复原出标志性的古代发明创造

文博学家和科技史学家王振铎从20世纪30年代起，精心解读有关古机械的文献记载，并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对古机械和相关技术进行了系列的专题研究。

王振铎先生

他先后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复原了几十种古代发明，其中司南、指南车、记里鼓车、鼓风器、地动仪和水运仪象台等复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也为后来学术界继续复原水运仪象台等机械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3年，王振铎复原的司南、地动仪、记里鼓车等被中国人民邮政纳入到“伟大祖国”邮票。如今，他复原的司南几乎成为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标志性图案。

王振铎的复原及相关论文是科技史专题研究的典范。他将自己撰写的“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汉代冶铁鼓风机的复原”“张衡侯凤地动仪的复原研究”和“宋代水运仪象台的复原”等文章汇编为《科技考古论丛》，于1985年出版。

这些论文反映了王振铎的深厚学术功力和严谨治学方法，值得后学们学习和仿效。

李约瑟：将中国科学技术置于世界文明史中

生物化学家和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被誉为“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他将中国科学技术置于世界文明史中加以考察，书写“联系的历史”，包括为欧洲科学技术寻找东方来源。他与合作者从中文文献或考古资料中发现了“被中香炉”、胸带式系驾法等中国发明，在对某些发明的辨识方面，超过了其他学者。例如，他指认水运仪象台的“天衡机构”是世界上最早的机械钟擒纵机构。

在王铃的协助下，李约瑟写出《中国科学技术史》（SCC）的机械工程分册。这部1965年出版的著作的篇幅几乎是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的9倍，其中关于工匠、制造工艺及相关材料的内容是刘仙洲的书较少涉及的。李约瑟在书中引用大量的中文和西文资料，通过微观考证与宏观叙事，阐释中国机械工程的全貌。

李约瑟和王铃

与当时的中国学者相比，李约瑟的优势是跨文化的学术视野和对西方知识传统的了解。他偏好的叙事方式是：从欧洲技术谈起，然后转向西亚、中亚等地区，再追踪到中国，探讨知识的起源和可能的传播，有时采用“激发传播”等概念解释知识的互动。尤其特别的是，他以英文出版论著，起到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巨大作用。

刘仙洲、李约瑟和王振铎所做的工作具有互补性，分别解决了诸如“有什么”“是什么”和“为什么”等许多学术问题。王振铎在复原古机械过程中吸收了刘仙洲的一些研究成果。李约瑟引用了刘仙洲和王振铎的论著。1956年，刘仙洲在意大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宣读了“我国古代在计时器方面的发明”一文，并与李约瑟当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学术原创往往是不完善的。例如，刘仙洲在《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中为个别插图标错了文献出处，王振铎复原的水运仪象台未必能完全正常运转，李约瑟有时候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不过，瑕不掩瑜。他们把握学术问题的能力和所做研究的水平不是一般学者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们应当认真思考如何传承刘仙洲、李约瑟和王振铎等先贤的学术遗产，开创学术研究的未来。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