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已发生了多起高校清退研究生事件——不但博士生被清退，连硕士生都被清退。对于社会公众而言，研究生的清退或者淘汰多少是一件新鲜事。但是笔者相信，在若干年之后，这将成为常态，很难再引发大规模的舆情。尤其是对于博士生而言，清退率或者说淘汰率会越来越高。

那么，为什么近年来多所高校对研究生清退“动真格”？首先是因为我国研究生规模越来越大，在2019年连博士招生规模都超过了10万，博士在读生更是超过了40万。其次，博士生毕业与拿到学位的要求无疑是最具有挑战度的，博士生需要的学习时间更长、投入精力更多，且其毕业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整体而言，博士生的修业时间非常离散。在修业时间离散度高的基础上，如果博士生规模较小，还可以进行个别化管理。然而，随着我国博士生规模的扩大（而且必然会越来越大），培养单位为了减少培养的成本，就需要对其管理进行标准化，以提高博士生培养的质量与效率——开展博士生清退就是进行标准化管理的重要步骤。

公众看到的表象是高校开始“动真格”清退博士生，其实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博士培养的标准化不仅仅体现在出口环节，其他各培养环节也都是“动真格”的，如博士生的资格考试、学位论文的评审等。

一旦培养单位在各环节实施标准化管理，对博士生施以高标准、严要求，博士生的淘汰率必然会攀升。相对欧美高校而言，目前我国的博士淘汰率和延毕率还算低的，面临导师的博士生招生名额，学生个人的户口、档案、就业等问题，导师和高校还是尽可能希望自己的博士生毕业，免得“砸在自己手上”。而欧美高校、导师则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其博士生的淘汰率和延毕率很高，已成为常态。尤其是世界顶尖高校博士生的淘汰率和延毕率都非常高。比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资格考试以魔鬼考试著称，据说民间版的校训是“让快乐去死的地方”（Where fun comes to die），其淘汰率可见一斑。

此外，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是博士生难以像十多年前那样三四年就能顺利毕业的原因之一。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解释外部环境变化对博士生毕业的影响。其一，外部诱惑大、就业压力大且学生到了婚育年龄后家庭压力大，导致很多博士生对于学业和学术研究的投入减少。其二，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提高以及科研条件的改善，很多导师和博士生相对而言对待研究更加从容，期待博士生做出有重大突破的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博士生修业年限的拉长，甚至增加毕业的不确定性。

基于此，笔者尝试提出如下建议为博士生的学习与科研提供支撑条件。

首先，建立弹性动态的淘汰机制。个人不建议由教育行政部门“一刀切”，制定一个有关修业年限的硬性规定，而是应该让高校和导师有充分的自主裁量权。就自己作为导师的经验而言，如果博士生已经学习了8年，导师和学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做出判断的。因此，培养单位可以在第6年向学生和导师发出一个警告，第8年给出一个“黄牌”警告。如果博士生在得到“黄牌”警告后，还没有改善，则第10年可以给出一个“红牌”警告；如果博士生在得到“黄牌”警告后，有了实质进展，则继续延期应该是许可的，相应年限可以得到进一步延长。

其次，导师是博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前期笔者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导师全方位的指导可以提高博士生的学术志趣和学术投入，而且国际上多项研究都指出导师指导是影响博士生完成学业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在此，笔者呼吁所有导师对自己的博士生承担起更多的职责来，而不仅仅是为学生的学习与学术负责。作为导师，笔者就帮助学生找 “三助”岗，也时常关心学生的就业、婚嫁与生育等各个人生阶段中遇到的问题。笔者还鼓励学生之间就学业结对子，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帮助。笔者认为，这样的举措会提高学生的毕业率与成材率。

最后，进一步提高博士生的资助。在所有正规教育阶段中，博士生的机会成本是最大的。博士生的就读年龄和婚育年龄高度重合，而且在就业市场中能够赚到可观的收入。为了让博士生潜心学业与学术，应该给他们更加宽松的环境，包括比较充裕与多元的资助——充裕，是指让博士生无需为基本生活成本发愁；多元，则是指让学生能够有相应的资金开展自主的研究或者进行对外交流等。

总之，“博士生修业年限长、毕业难”未来一定会是常态。可以预见的是，我国毕业生的淘汰率在未来若干年内会持续攀升到一个水平，之后才会逐渐稳定下来。应给予博士生更多的支撑，包括学制上的弹性、导师的帮助与资助的支持等，从而使对学术充满热爱的博士生能够顺利毕业。（作者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