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生理功能是什么？有怎样的作用机制？”

一连串问题“砸”过来，让俞立有点为难。

俞立是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2014年，他的课题组在细胞里发现了一种长得像石榴的结构。他们相信这是一种新的细胞器，并取名为“迁移体”。像其他取得重大发现的科学家一样，俞立第一时间把这篇论文投到了领域内最具声名的国际期刊。

审稿意见回来了，审稿人的要求非常中肯，就是补充“迁移体”的更多信息和证据。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再花上几年时间。但在那种情况下，我等不了。”这时，俞立想起了曾经打过一次交道的国内期刊《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

想摘果实 先付代价

《细胞研究》编辑团队明白俞立的难处。

在今天，发现一个新细胞器，就好比发现了一个哺乳动物的新物种。同行很难立刻采信，他们想要看到更确切的证据。

但对俞立来说，如果不能在有同行评议的高端学术期刊上正式宣布“迁移体”的发现，他们的后续研究就不那么容易开展，要回答审稿人的那些问题，也就更遥遥无期。

这成了一个“悖论”。

“从期刊的角度来讲，审稿人的意见非常合理。但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又的确有些强人所难。”《细胞研究》编辑部主任程磊对《中国科学报》说。

同样的问题摆在《细胞研究》面前，他们又该如何抉择呢？经过慎重考虑，《细胞研究》最终发表了这篇论文，并作为2015年第一期杂志的封面文章。

程磊说：“我们考虑这是一个很有新意的工作。同时，为了更好地帮助作者推广这一研究成果，我们找了同领域的‘大牛’——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Sandra Schmid。这位科学家也很认真，她说她一个人可能判断不了，于是又找来自己的同事，两人合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写道，“迁移体”的研究呈现了一些“惊人”的线索，为未来的研究开辟了很多途径。

5年后，俞立团队获得了“迁移体”的关键功能性数据。2020年9月29日，他再次在《细胞研究》上发表一篇关于“迁移体”的机理研究成果。加上《自然—细胞生物学》上连续发表的两篇相关论文，国际同行开始逐渐接受这个崭新的概念，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呼之欲出。

“对我来说，《细胞研究》刊发的这篇论文是一个宝贵的起点。我们在这里插下了一面小旗，然后从此出发，不断地向下开掘。”俞立说，“那篇文章之后，《细胞研究》成了我的首选期刊之一。我最希望看到的是它成长为一个国际化程度更高的期刊。”

对《细胞研究》来说，这个案例同样意义独特。

“国家一直鼓励原始创新，但真正的创新是很难的，它意味着风险和代价。”程磊说，“探索完全未知的世界，每一步都踏在‘对’‘错’之间。只有更多后来者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才能知道这是一个突破还是一场误会。”

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注定是冒险的。但“中国科学家做出来的工作，如果中国自己的期刊都不敢发表，那发在哪里呢？”程磊说，这是《细胞研究》必须要有的担当。

从“马太效应”的一头走向另一头

一本好的学术期刊，永远是编辑和作者共同努力的产物。

但游戏规则是残酷的：科学家只会把最好的工作发表在最好的期刊上。渐渐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200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裴钢接任《细胞研究》主编时，它的SCI（科学引文索引）影响因子已经在2分上下徘徊多年了。在“马太效应”盛行的期刊世界里，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势头。

《细胞研究》创刊于1990年，首任主编、中国科学院院士姚錱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国际化的办刊方向。它不仅是当时国内少有的全英文期刊，而且在稿源、期刊检索和网络、编委和地区编辑等方面的国际化上都做出了努力。然而，受限于当时中国 领域的整体发展水平，这本杂志的学术水平徘徊不前，一度走入了发展瓶颈。

于是，裴钢从海外引进了曾任国际顶级期刊《细胞》副主编的李党生，让他担任《细胞研究》的常务副主编，全面负责期刊的学术工作。

“当时国内多数学术期刊都是由科学家兼职做编辑。《细胞研究》则借鉴《细胞》《自然》的经验，建立了专业科学编辑负责制的运作方式。”李党生说，“这或许不是优质期刊的唯一运作模式，但最契合《细胞研究》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目标。”

其后10余年间，《细胞研究》团队陆续培养了10多名专业、专职的科学编辑，全员博士学历，甚至还有做过多年独立研究的科学家“转型”来做专职编辑。

如果说编辑团队的培育是“栽树”，争取优秀作者的优秀作品就是“引凤”。后者，是更艰难的任务。

“2分的期刊，引不来5分的文章。”李党生清楚，“我们只能一点一点来。”

作为编辑，他们主动接触作者，争取那些“比期刊平均水平好一点点”的文章。影响因子暂时拼不过，就在用户体验上下功夫。如果作者的文章在其他期刊那里受到不公正待遇，或者审稿后要求大修或者退稿，《细胞研究》可以根据已有审稿意见给作者快速答复——或者小修，或者重新送审；当某个领域的科学研究竞争太过激烈，作者希望尽快发表时，《细胞研究》在发挥编辑独立判断能力的同时，也会力促同领域科学家及时审稿。

基于这些服务上的优势，《细胞研究》每年都能争取来几篇“好一点点”的文章，每年都能“进步一点点”。

2010年，8.151分。

2014年，11.981分。

2017年，15.606分。

2020年，20.507分。

不断攀升的数字背后，正是程磊所说的“一个一个作者去争取，一篇一篇文章去争取”这样一个艰辛却也充满滋味的过程。

以“中国速度”追逐“世界高度”

“From China, For the world（来自中国，服务世界）。”

这是《细胞研究》编辑们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作为一本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期刊，《细胞研究》有着与生俱来的中国特色。“比如——我们经常用微信收发稿件。”程磊笑道。

国外的期刊编辑往往通过电子邮件开展工作，好处是节假日可以不受打扰。但在程磊他们的手机上，不论节假、不分昼夜，随时可能跳出一条微信消息，告知他们又有新的稿件来询问了。

2020年1月25日，特殊的农历春节。这一天，《细胞研究》收到一篇来自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北京药理毒理研究所的投稿：氯喹和瑞德西韦对新冠病毒有体外抑制效果。

“在全民战‘疫’最艰难的时刻，我们知道，这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探索。”程磊说，“我们编辑放弃了春节休假，协同审稿专家和出版商，快马加鞭，在2月4日就上线了这篇文章。”

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发表在同行评审期刊上的新冠病毒候选药物筛选实验结果，迄今浏览量已经超过了120万次。在非常时刻，中国的学术期刊同样跑出了“中国速度”。

有了“中国速度”，更要有“世界高度”。《细胞研究》的成长逆袭之旅，也是一条漫漫修远的国际化之路。2006年，《细胞研究》和世界著名出版商英国自然出版集团（现为施普林格·自然）建立合作关系。“通过这次合作，期刊的后期制作、展示、销售都交给世界上最专业的团队负责，编辑得以全神贯注地做好内容把关。而我们的产品，则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国际一流的发布平台。”李党生说。

2009年，《细胞研究》同全球知名药企赛诺菲安万特签署协议，联合设立了“Sanofi-Cell Research优秀论文奖”。自2018年起，每年举办Cell Research分子细胞科学国际研讨会，促进分子细胞科学领域中外科学家的交流与合作……这些举措都在逐步提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2020年是《细胞研究》的“而立之年”。这一年，它的影响因子首次突破了20分，再次刷新了中国主办期刊的纪录。但是，《细胞研究》团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我们是一个成长中的期刊。科学家，特别是国外的科学家，对我们的认识不会随着影响因子的攀升而迅速改观。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至少在5年以上的时间里，把位置坐稳，才能赢得更多人的认可，才能吸引国内外最优秀的科学家来投稿。”程磊说。

在破“五唯”的当下，科学界正在重新审视SCI影响因子的价值和意义。《细胞研究》的成长，同样不仅仅是数字上的攻城略地。“打个比方，如果把《细胞研究》比作一个学生，我希望他是追求素质教育的优等生，而不是只追逐考试成绩的‘优等生’。”李党生说，“我们办一本杂志，目光还是会放在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能考个好成绩，并不会只盯在分数上。”

期刊简介

《细胞研究》创刊于1990年，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原上海 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和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共同主办。《细胞研究》于2013年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且于2013年、2015年、2017年三次获得“百强报刊”的称号，连续8年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第一名。